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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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曙光，魏珍

2013, 47 (8): 5-1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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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巨额隐性债务难以偿还、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统筹层次低、制度碎片化等诸多难题，使其无法应对老龄化所形成的挑战，迫切需要在筹资模式、统筹层次、制度体系、隐性债务的偿还、制度变量的调整等重要方面进行合理抉择，以在“顶层设计”的层面上实现制度和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形成新型中国养保险制度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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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筹资体系的优化

郭林1，丁建定2

2013, 47 (8): 13-20.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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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体系亟须优化。政府财政性养老保险支出机制不健全，企业和国民个人承担了过重的养老保险筹资负担。要以实现制度财务平衡为出发点，以有效满足国民养老保险需求为目标，以符合国民产出在政府、社会经济组织和国民个人之间的分配结构、总税率、贫富差距等社会经济要素的状况为原则，形成资金来源多元化的养老保险筹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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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老龄化与养老服务体系构建

张苏1,王婕2

2013, 47 (8): 21-2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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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CHARLS 2011—2012年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探讨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传统子女照顾和提供经济支持的家庭养老模式逐步向配偶照顾、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模式转变；社区养老服务对老年人健康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国家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影响甚至超过了家庭经济状况和子女经济支持的影响。未来为了实现健康老龄化，笔者建议我国在构建养老服务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采取居家养老补贴制度，鼓励家庭养老；第二，加快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网点的建设，拓宽融资渠道，以财政资金为杠杆吸引社会投资；第三，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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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基本原理、时空与当代性
——兼对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的批判

沈江平

2013, 47 (8): 30-38.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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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始终围绕现实展开，建构理论自身的基本范畴，进而形成理论的文本呈现，最终映现对现实的指导和反思。据此，文本、基本原理、时空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维架构。重视文本，特别是经典文本，反对文本教条主义，避免文本虚无主义，反对“无立场的反思”。基本原理包含超越文本时间限定的普遍性，对待基本原理的正确态度是集合新历史条件和新问题，拓展和创造新的阐述空间。时空是检验理论效用的最有效砝码，理论本身所蕴含的自我反思性，显现的就是与时俱进及其拥护者对它的不断完善和诠释。任何诠释、创新能否正确领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在逻辑和现实张力，都离不开对三者及其关系的准确诊断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本质和理论对实践的关照证明，不管是重建论抑或重构说，没有也不可能构建出新的形态，它们依然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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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现代哲学思维范式历史
原像探微

李庆华

2013, 47 (8): 39-4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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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近代哲学思维范式的扬弃中，现代哲学思维范式凸显出两大典型代表，即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虽然二者在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上具有“家族相似”性，但马克思哲学从“现实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出发，展开对传统哲学和现实世界的批判，与现代西方哲学相比，更加具有彻底性、科学性和颠覆性。随后的后现代哲学虽然在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绝对主义的口号中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维度，但其“批判”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相脱离，仍然没有克服其先天的不足。关注和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维范式，通过剖析马克思哲学对近代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的批判、超越及对话，揭示马克思现代哲学思维范式的历史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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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
及当下的民族主义

郑大华1，朱映红2

2013, 47 (8): 46-51.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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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产物，其兴起、发展和高涨都与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关。日本因素是我们考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自它兴起的那一天起，就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和特质，就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文化思潮。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有它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根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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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维度

陈树林

2013, 47 (8): 52-5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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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研究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生动的实践问题，既需要理论维度的艰苦探索，也需要从实践维度加以研究。人们对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有效传播、运用、创新等关注的相对较少，也缺乏这方面深入的发掘和总结。这种状况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和推进难以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中国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全面的传播和不断的创新，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衷和落脚点，也是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实现了中国化的重要标准。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存在的理论源泉和生命力之所在，而中国当代伟大的社会变革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坚实基础和植根的沃土，实践中的不断探索和扎实推进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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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下的印越战略合作态势分析

卫灵1，许娟2

2013, 47 (8): 60-66.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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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着亚太地区的力量格局和秩序。美国随之做出反应，调整其亚太安全体系，防范和应对中国崛起对其亚太权力地位形成的挑战。一些与我国存在领土或岛屿争端的周边国家利用美国重返亚太之机，开展有针对性的外交行动，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日趋复杂。近年来，印度和越南两国关系成为我国周边一组活跃的力量关系。双方彼此视为战略伙伴，开展战略性合作，主要体现在政治、防务、海洋资源等领域。而印越合作中明显夹杂了应对中国的因素，给我国安全环境带来影响。本文对印越两国的战略合作做出评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我国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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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干涉主义及其危害 ——以中东国家局势为例

黄昭宇

2013, 47 (8): 67-7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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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干涉有了新发展。西方新干涉主义更加注意披上“道义”和“法律”的外衣，兼用军事打击和经济、政治制裁等手段；但同样是为了扩大其利益、推广其价值观，确保或实现其世界霸权地位或者主导地位。西方新干涉主义是冷战后世界大势与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产物，日益具有美国式“巧外交”的色彩。它侵害了非西方国家主权及其民众的人权，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并且累及西方国家自身，是对人类道德理想的亵渎和对人类文明的侵蚀，客观上是以暴制暴从而延续人类相互厮杀、相互制服的劣根性，本质上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因而不该通行无阻。世界各国应该从中汲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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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身份建构中的施动者、结构和实践
——一项基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研究

赵洋

2013, 47 (8): 76-8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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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肯尼思·华尔兹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以来，结构就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领域。在华尔兹看来，所谓的国际体系的结构是指物质性结构，它支配了行为体（即国家）的行为。在华尔兹所描述的国际关系图景当中，行为体并没有自我选择的余地，而是依据结构的安排去行事。体系建构主义理论则认为并不仅仅存在着物质结构，还存在着观念结构，而观念塑造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对于体系建构主义而言，国家不仅仅是行为体，而且是施动者，它们具有对自己的身份和利益进行反思并因而塑造自身的行为的能力。本文认为，只有将国际结构看作是由主体间观念所建构的，才能理解其对于国家身份形成的影响。国家身份的形成既受到结构层次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单位层次因素的影响，它是通过这两种因素的互动所塑造的。如果在研究国家身份的形成时仅仅关注施动者或结构某一方面的作用就难免会顾此失彼，因此，需要同时关注这二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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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卡茨和彼得·梅尔的
卡特尔政党理论述评

陈崎

2013, 47 (8): 86-93.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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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卡茨和爱尔兰学者梅尔于1992年提出了卡特尔政党理论，并在此后的近20年间不断对其加以丰富和发展，使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该理论从西方政党与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入手，一方面探讨了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主流政党结成政治卡特尔垄断国家政权、议会和政府内的政党领袖和组织日趋强势、政党的中央机构不断强化等现象，为政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政党逐渐脱离社会而导致的政党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萎缩、党员数量下降等问题，意识到政党在长远发展中将会面临合法性不足的危机。不过，卡茨和梅尔未能找到应对这些问题和危机的办法，体现出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对卡特尔政党理论加以介绍和评价，为我们揭示当代西方政党发展变化的实质并预测其未来的变化趋势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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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划分及其整体性

王成

2013, 47 (8): 94-99.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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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中通行多年的做法。然而，这种划分既缺乏坚实的文本依据，又与马克思所特有的一体化的研究方式相偏离。正因为如此，“基础说”和“平行说”作为通常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关联的两个模式，都无法真正解决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和创新性，我们就必须避免对其进行人为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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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说”评析

顾钰民

2013, 47 (8): 100-10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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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主体说”的实质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对象上升到主体位置，与教育者并列成为主体。这一观点存在着逻辑上、理论上的诸多问题，难以成立。“双主体说”把教育过程涉及的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这两个方面，说成是两个过程，由此产生了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双主体说”在理论研究上也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模糊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基本关系；二是模糊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不同功能；三是模糊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不同作用。同时也淡化了教师作为教育主体的责任和自信。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对象的关系，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果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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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态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
困境与应对分析

张北坪

2013, 47 (8): 106-112.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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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介社会化背景下，由传媒所营造的拟态环境，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大众的思维及生活方式，而拟态环境的混沌、散漫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混乱、是非判断上的模糊和价值追求上的困惑。如何面对媒介技术所构建的拟态环境这一现代性的时空范畴，了解拟态环境这一传播学概念，特别是拟态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作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直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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