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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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与我国投融资体制的演变

杨瑞龙

1998, (10): 5-11,6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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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投融资体制沿着市场化的方向,以渐进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进程中,我国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三个阶段,沿用这一理论假说,20年来,我国的投融资体制历经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即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的投资主体不变条件下的投资决策权下放阶段、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的行政性投资主体的转换与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引入阶段,以及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形成阶段;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来衡量,我国的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远没有到位,改革将在以微观主体为主导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投资决策分散化、融资方式多样化和市场化,以及政府对投融资调控的间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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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实践标准规范股份制改造

黄泰岩

1998, (10): 12-1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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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坚持生产力标准,就是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股份制是一条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有效途径,它促进了国有企业动态效率和比较静态效率的提高;当然,在实施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必须按实践标准来规范股份制改造,即遵循分类改革的原则,将股份制改造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加强管理、居民的投资需求及我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相结合,以确保股份制改造的健康、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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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文化的时代精神

黄兴涛

1998, (10): 16-23.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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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崇尚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性追求,是民国文化精神的价值核心;企盼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的强烈民族主义冲动和文化的精神关怀,是民国文化持久发展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内在动力;自觉寻求中西文化全面深入的交汇与融合,既为民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又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创新最为直接的生成途径与形式;这种三位一体的文化精神结构承接晚清而来,伴随民国文化发展的整个行程,在这一时代精神的引领下,中国人最终找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形态,它代表着民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并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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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外国在华银行金融实力的扩张

汪敬虞

1998, (10): 24-29,64.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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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19世纪80年代是外国在华银行金融实力的扩张期,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金融网的扩张;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外国资本对中国内地市场的开发密切相关,资本主义世界过剩商品的对华倾销、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中西电讯交通的建立,为外国资本对华贸易的扩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综观19世纪80年代,外国资本在中国的贸易活动与金融活动是密切配合、相互策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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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巴黎国际大会述评

曾枝盛

1998, (10): 30-3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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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巴黎国际大会的议题主要涉及十大理论问题,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级关系、革命主体和无产阶级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东剧变原因与教训,民主与革命,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化,以及民族、妇女、改革等;这次大会规模宏大,是近年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升温的结果;大会对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未给予足够重视,许多理论观点未能展开充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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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几点看法

宋涛

1998, (10): 36-40.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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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之所以迅速由泰国波及东南亚各国,是因为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集团化的情况下,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和资本流动关系非常紧密,相互之间的影响也更加直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应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包括要对引进外资的规模和结构进行必要的控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情况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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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物化社会关系及其对人的发展的历史作用

李淑梅

1998, (10): 41-4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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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交往关系的物化造成生产和消费的普遍社会依赖,打破了交往的日常性,这一方面有助于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并借助于商品交换的经济形式和物质内容确立起人的平等和自由;另一方面又具有异己性,诸如,市场调节的自发性使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商品交换原则忽略了人的劳动的个性特征,货币的有限和无限的矛盾容易诱发人的拜金主义观念等,因此,认清物化社会关系的两面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是促进人的发展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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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与西方新制度学派的企业理论之比较

张银杰

1998, (10): 46-51.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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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马克思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企业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符合实际的,新制度学派抛开了企业的生产功能,将节约交易费用作为企业产生的唯一原因,使其理论陷入了困境;马克思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线,分析了企业规模扩张的原因,而新制度学派用交易费用范畴说明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同时肯定了管理费用对企业规模的影响,这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他们认为决定企业规模的只有交易费用一个因素,却是错误的;马克思认为,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是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关系,而新制度学派则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上;马克思从旧的社会分工出发,阐述企业作为一个科层等级制组织存在的原因,而新制度学派着重从契约的不完全性角度论述企业作为科层等级制组织存在的原因,是缺乏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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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新儒家的再认识

李毅

1998, (10): 52-56.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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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中国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萌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本世纪20年代,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出发点,主张在吸纳西方文化、巩固“道统”的基础上,重塑中国的文化观念以解决中国问题,至今仍有一定的生命力;现代新儒家学派标志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体系化,它以复兴儒学为固守信仰和思想前提,以文化救国为理论使命,“中体西用”仍是其基本框架;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在客观上为文化保守主义的重兴提供了条件,文化保守主义的阵地逐渐由海外向大陆漫延,其批判指向亦由文化激进主义转向政治激进主义,由此导致对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否定,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批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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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批判

张康之

1998, (10): 57-61.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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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是非实体论的,其“批判”一词反映了这一思想的过程论色彩,当法兰克福学派从事社会批判时,有意忽略了批判对象的实体性,突出其精神形态的性质和“逆动”过程,着重进行文化意义上的批判;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批判主要包括广义的文化批判——揭示资本主义技术合理性中的“虚假意识”、狭义的文化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单向度性,以及哲学批判——批判资本主义思维方式的肯定性;社会批判理论不是以构建社会乌托邦为其理论终点,而是在乌托邦的名义下倡导艺术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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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全面把握唯物史观的理论意义

汤文曙

1998, (10): 62-63.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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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的理论使命在于,用准确科学的研究来阐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历史必然性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并在以社会的人为承担者和主体的活动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必然性。历史必然性既不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前,也不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而是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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