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介绍

《编辑家——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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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征帆

    

  王南(1909~1973)祖籍湖南湘潭。1927年就读于北平华北大学。随后东渡日本求学。1937年奔赴延安。194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干事、八路军129师参谋、干部教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北方大学主任教员，华北大学教员。建国以后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从1954年至1966年一直担任《教学与研究》的领导工作。

  伴随新中国的创立和成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大批年轻教师相继走上讲坛。怎样帮助这些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迅速提高，是个亟待解决的课题。而解决当时备受重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师资的培训问题尤为紧迫。根据后一情况，教育部要求《教学与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改变成为由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为全国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专门刊物。王南根据刊物的性质，在主编的岗位上，为教师打好扎实的理论基础，拓宽思维视角，增强业务素养和提高教学艺术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编审和组稿工作。

  要造就一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队伍，注重基本理论建设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而首要的一环是理论结合实际地学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王南敏锐地认识到《教学与研究》对此担负的重任。在他的精心筹划和安排下，刊物及时而又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代表作，登载了辅助教师研讨这些名著的文章和有关的文献资料。王南把正确引导和切实帮助教师攻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作为自己工作的着重点。环绕着学习《宣言》的问题，他组织了系列稿件。这些文章既着力于扩展和深化对《宣言》的核心思想、基本原理和一些著名的论断的认识，又着力于对《宣言》的全部序言作新的学术掘进。这样做的双重效应是明显的：一是推动钻研《宣言》的热潮；二是发现了有志于研究《宣言》的有培养前途的研究工作者。《<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曾在《教学与研究》连载了22期。对初步接触这部巨著的青年教师大有助益。王南不仅慧眼发现了这部出自一位年轻讲师(孟氧)之手的初稿的参考价值，毅然决然地主张刊发，而且对这一因当时有关的文献、书刊和资料缺乏而难度颇大的工作，进行具体的帮助，一趟一趟地到北京图书馆和旧书摊帮作者寻找必备而又急需的论著，把自己珍藏的著作交给作者使用，甚至直接辅助作者攻关。孟氧满怀深情地说：“王南真是既热情又称职的总编辑。他的学问与为人都是值得称道的。”由于王南和作者以及责任编辑的共同努力，《教学与研究》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论文、史料和译文，都具有较高的水平，其中，大部分已编纂成书出版，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水平，起了良好的作用，得到社会的好评。

  王南在运用《教学与研究》这块园地帮助理论教师打好坚卖的理论基础的同时，注意帮助他们扩展知识面，开阔眼界。提高自身的文史哲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素养。刊物开辟了有关的专栏，对理论教师必备的学问作系统的介绍。王南还亲自拜访一些著名学者，请他们撰写阐述自己的治学经验和治学方法的文章，从而对年轻教师进行言传身教。王南多次强调：著名学者治学实践的总结，凝聚着他们最直接、最实际和最珍贵的体会，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青年教师定会有不少的助益。因此，为了约作者写这类稿件，尽管得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却是很值得的。王南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的成长，确实是作了不少牺牲的。

  王南特别重视在刊物上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开展学术讨论。《教学与研究》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里组织过多次探讨，关于逻辑学的争鸣是其中引起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次。先是博览群书的王南和教师黄顺基探讨穆勒《逻辑体系》和耶芳科的《科学原理》的看法，注视着逻辑学领域的研究和讨论。他热情支持王方名、黄顺基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对当时国内流行的苏联逻辑学的观点提出质疑。这在当时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强调“一边倒”的情况下，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毛泽东看了《教学与研究》的这些文章，在中南海颐年殿接见了王方名和黄顺基，并向在座的周谷城、金岳霖、冯友兰、费孝通、贺麟、胡绳、田家英等学者说:“他们两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逻辑问题的文章，今天请大家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从这以后，逻辑界活跃起来了，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过几次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学术讨论，国内一些著名的刊物也相继发表有关的讨论文章，还出版了两大本讨论文集。黄顺基在讲到这段历史时说：“看看今天百花盛开，一片繁荣的逻辑园地，使我们深切地怀念曾为这块园地进行修枝剪叶，付出辛勤劳动的老王南。”

  为了办好刊物，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要，王南经常亲自动手撰写一般作者不太愿写的所谓“小稿件”，如《诸葛亮的<诫子书>》、《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哲学家与花》、《从“骆驻穿过针眼”说起》等等。这里列举的最后一篇短文是从这样一个事例开始的：在《圣经·路加福音》中，耶苏说过一句寓意深长的话，即“财主进天国要比大绳素穿过针眼还难。”它最早见之于希腊文的《圣经》，但在转译为拉丁文时，译者看花了眼，把“大绳索”错译为“骆驼”，，因为在希腊原文中，，“大绳索”与“骆驼”只是一个字母之差。后来，根据拉丁文翻译的英文和法文的《圣经》也跟着错下去。至于来自英译本的中文本，王南幽默地写道：“当然一律也是由骆驼代替大绳索来于这个穿针眼的‘苦差事’”。而苏联人著的《古代罗马史》对这句话的翻译作了正确的翻译，才“总算把这只倒霉的骆驼‘解放’了。”王南写这篇“小稿件”，用意极深。他通过这句译文的周折，说明治学是极其严谨的事情，无论是著书还是译书，都马虎不得。王南精心撰写这类“小稿件”，说明他为了培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是既抓大事情，也从不拒绝做任何小事情的。

  王南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写过一些有影响的短篇、中篇小说，以《小柱子》为名汇集成册。他的阐发《<共产党宣言>序言》以及《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的学术论文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还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著述。

  （本文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