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第四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0月26—28日在湖南长沙举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及大陆地区的7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的主题，就“国家观念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文化观念的开放与世界意识的形成”、“近代中外关系与近代国家观念”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和观点综述如下。一、传统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型
传统中国人的国家观念自成体系，近代以来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下出现了变异与转型。影响国家观念近代转型的因素很多，此次会议集中讨论了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对于国家观念近代转型的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耿云志指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另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鲁东大学教授俞祖华认为，作为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是现代国家观念的核心理念，个人观念、个性意识为现代性国家观念的生成与拓展提供了最关键的元素。西北大学教授方光华等研究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观，认为自由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因素进行了有益阐释，特别是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心灵自由、道德自由与现代政治自由互补的主张，揭示了传统文化对于塑造近代国家观念的独特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大华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综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近代中国人国家观念的转型基本上有两条主线，一是从天朝国家观念向主权国家观念的转变，二是从君主国家观念向民主国家观念的转变，两条主线背后的推动力分别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南开大学教授江沛认为，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很不平衡，民族主义始终处于强势地位，“民族自由”的诉求往往压倒“个人自由”的诉求。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张玉法对自由主义议会制度传入中国的研究显示，20世纪初国人普遍将国会视为救国的良方。这一个案研究也从某个侧面反映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困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邹小站认为，影响近代中国人国家观念建构的因素中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恶劣的外部环境使得国人特别关注国家富强；第二，传统国家观念转型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不是英国、法国的自由主义，而是经由日本思想解释的德国思想；第三，当近代中国人构建其国家观念时，西方思想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近代国家观念向民间社会的传播与普及，是国家观念近代转型的重要环节之一，与会学者探讨了近代国家观念的传播媒介与机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双林以民国时期的平民千字课文教材为史料，揭示了平民教育运动向底层社会播撒现代国家观念的重要作用。湖南师范大学讲师郭辉研究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国家纪念日体系的设置与调整，认为国家纪念日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向民间社会传达主权国家的观念。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卫春回以《观察》、《世纪评论》为例，考察了抗战胜利后公共舆论对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的塑造，认为自由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学理意义的阐发，既体现出民主政治的精义，也吸取了战后世界性的自由主义修正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若干价值。二、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意识与世界主义
传统中国人持一种“天下主义”的世界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认为，“天下”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伦理秩序与典章制度，又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晚清以后，当西方文明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优越性来到中国后，以儒家礼教为核心的“天下主义”开始转向另一种“新天下主义”，即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贾小叶以理、势观念在19世纪中后期的变迁为线索，揭示出中国人世界意识的演化过程。“理”、“势”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在对外关系中，“理”表现为一套“德化”外夷的天朝观念，“势”则是保证“理”得以贯通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湖北大学教授何晓明认为，近代世界意识的形成，不是国人主观构想的结果，而是在接触到许多“外国”以后，才形成的一个整体之下各国彼此有别且彼此对等的系统观念。他选取晚清政府的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域外经历与世界意识形成之间的互动作了详细分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克锋从文化比较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主义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文化自其发生之初，就展现出强烈的兼容性与包容性。这种禀性与特质，使得中国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世界主义的情怀与诉求。
近代史上高扬世界主义的世界语运动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何卓恩指出，世界语是一种人造语言，它的“世界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各民族语言文化价值的肯定与尊重，二是鼓吹超越任何政治立场，追求一种普世的和平友谊理想。世界语在传入中国后，受中国转型时代特定环境的影响，出现了摆脱世界主义的趋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将世界语运动废灭汉字的主张视为激进思想，认为这一激进思想的产生固然是受了进化论、科学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也与世界语者缺乏语言学常识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彭春凌的论文也涉及语言改革的问题，不过却展示了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西洋语文观念与从民族主义出发的中国语文思想合流的情形。三、国家思想的个案研究
此次研讨会对国家思想进行的个案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对某一思想家或思想家群体的国家思想的研究。中山大学教授孙宏云在检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梁启超国家思想及其相关理论背景研究提出了两点“注意”：第一，应注意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实际上具有两个侧面，一是对外关系，即如何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二是关于国家内部关系，主要涉及政府与国民之间的权力关系。第二，应注意将梁启超国家论中的建国论与政体论分开来看。清华大学刘珊珊博士则对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的动机提出新解，认为《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创办“国报”理念的实践。梁启超的“国报”理念来源于其赴日以后逐渐形成的近代国家思想，同时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的国民性批判思潮的回应。
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在清末时期传入中国，对传统中国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帆以刘师培的论说为例，认为“一民族一国家”理念的输入使原本主要强调文化差异、而非种族之别的“夷夏之辨”染上了种族论的色彩，从而促进了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向近代的政治民族主义的转换，但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文化与种族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未消弭，后来也出现过以“文化”作为认同基点、超越种族界限的“大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似又回归到了“夷夏之辨”的旧义。五四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思想家对“国家”的思考与理解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徐伟博士将陈独秀国家观的形成、变化与其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陈独秀出于对现代性世俗化、去神圣化特征的认知，而致力于寻求“非宗教的信仰心”，将人生意义定位为“大我主义”，而符合其理想中的“大我”则是“国家”。
抗战时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人的国家观发生了深刻变革，罗梦册即为一例。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兴涛研究，罗梦册在《中国论》中对西方政治学理论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开创性地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天下国”的历史轨迹，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特性。《中国论》一书体现出充分的理论自觉与中国气派，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今日，值得深入研究。清末留日学生群体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匡民认为，清末留日学生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是中国传统的族群意识与外来思想互相交融，并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化的过程。主要有四个因素参与、决定了这一过程：留学的生活与经历、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近代日本的社会思潮、清代的满汉关系。国家主义派在现代政治史上以鼓吹“国家至上”著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科分析了其国家观的理论困境。他以国家主义派对“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潮的回应为切入点，认为国家主义派赞同民族自决的国族模式，即汉、满、蒙、回、藏联合起来求得中华民族整体的自决，而不赞成民族自决的族群模式，即允许蒙、藏独立建国。
其次是对中国近代史上某种国家学说的研究。“有机国家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国家理论之一。武汉大学刘耀的论文勾勒出“有机国家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路径，认为清末《清议报》只是对“有机国家论”进行了简单的翻译与介绍，在留日学生手中才实现了对“有机国家论”学理层面的讨论。
 “强有力政府论”是近代史上受到众多思想家、政治派别追捧的国家理论之一，且在一定程度上付诸过实践。南开大学副教授邓丽兰强调，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是“强有力政府论”被中国思想界吸纳的时代背景，并考察了“强有力政府论”的西学渊源及其传入中国的思想史脉络，认为它的具体思想资源颇为复杂，既来源于现代政治中行政权扩张的趋势，也来自极权主义的挑战。各思想家、政治派别对“强力”的诉求程度不尽一致，其间最大的差异在于是否颠覆宪政框架，这也是划分现代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分水岭。
与“强有力政府”论密切相关的是所谓“最低限度”民主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闫润鱼认为，“最低限度”民主论是近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为推进现代民主国家建构而做出的适应性阐述：一方面，强调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不应该“陈义”过高，旨在打消人们对于目标高远的宪政民主的恐惧感，坚定人们对于民主政治的信念；另一方面，强调民主政治成功与否“尽其在我”，以督促执政者和动员群众。“最低限度”民主论在近代中国的出现，深刻反映了后发现代化国家民主进程的复杂性。四、中外关系史视野中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
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来探讨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是此次研讨会的一个亮点。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李育民通过梳理“国体”观念在晚清时期的变化轨迹，揭示出中外条约关系对近代中国国家观念转型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他认为，传统国体概念以维护天朝体制、君主专制为思想内核。经过鸦片战争、贵州教案、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之役等事件，传统的国体观在中外条约关系的支配下不断摆脱天朝观念、专制思想的束缚，而发展出国家主权意识、民主政治意识，最终与近代国家观念相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细珠以1870年代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为切入点，考察了李鸿章与东亚国际关系近代转型之间的关联。他认为，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经历了从“联日制西”到“以西制日”的转变，这一转变的背后隐藏着李鸿章在维持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与进入近代国际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
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金衡钟选取中韩关系史上广为人知的吴禄贞及其《延吉边务报告》为研究对象，认为吴禄贞在“间岛”（延吉）归属问题上采取了历史论证的策略，其对领土的认知反映出辛亥革命时期尚在形成中的中国人对领土及“中国”的普遍认识，同时也提供了现代中国对领土认识的原型。韩国新罗大学教授裴京汉的论文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引起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为线索，探讨了蒋介石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问题，以及此中折射出的国民政府对战后亚洲国际秩序的构想。
通过此次会议广泛深入的研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今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要充分借鉴和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加强跨学科交流，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就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的研究来说，要注重考察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型与近代政治历程之间的关联互动，要对近代东亚诸国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进行比较研究，要加强研究西方史地知识、法政知识的传入对近代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的影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