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缘分”大概是一个来自佛教的概念。我虽不信奉佛教，但还是觉得这个词具有极强的解释力。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凡事只要搬出“缘分”二字，大家便心领神会，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对我而言，“我与《教学与研究》”这样的题目就意味着一种缘分。当编辑把这篇命题作文的任务交给我时，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教学与研究》即将迎来自己的60岁华诞，想请一些作者写纪念文章，这是很自然的。但这次之要求我来写，令我有些诧异。因为，如果不说这是“著名作者”的待遇的话，至少也是“老作者”的待遇。我从没有想到自己属于这个行列。快人快语的李文苓女士解释说：“其实，这次之所以找你写，就是因为上次50周年华诞的时候你岳父大人写了一篇。我们主编说了：上次是岳父写，这次该女婿上场了！”这可真像禅宗大师的当头棒喝，让人豁然开朗，当下就明白了真理。
确实，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50周年的时候，我的岳父陈先达先生写了一篇《我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因为记述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从而成了一篇“名文”。陈先生在文章中说，当年他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拿到了100元稿费。对于这笔接近天文数字的稿费，他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花。请朋友撮了一顿，又买了一双皮鞋，结果还剩下不少，真是让人又惊喜，又烦恼——这样的历史细节让今天的读书人羡慕得要死，也让编辑们津津乐道。好了，既然岳父写出了这样有趣的文章，那么女婿也必然能，不然就是岳父大人没眼光。于是，我就必须写这篇文章，而且必须写得“有趣”，这是我的责任——一份来自缘分的责任。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打开电脑又梳理了一遍自己的科研成果。这就使我突然发现：我确实是一个幸运之人、有缘之人。不但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发表在《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6期）上，而且前前后后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14篇论文。也就是说，从那时以来的24年中，有10年没有写文章，而剩下的14年里每年一篇。这除了说明有缘分之外，还能做出什么解释呢？《教学与研究》作为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学术理论杂志，主要服务于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但是，对许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教学与研究》几乎是一份高不可攀的杂志，他们以能在上面发表一、两篇论文为荣，而我呢，何德何能竟然连篇累牍呢？
这使我想起了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科研楼的七层办公，《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也在七层，而且相邻，这可以说是一种地缘关系吧。我记得，那时我们经常能听到编辑部里传来银铃般的笑声。不用说，编辑部里有几位开朗而快乐的女士。由于这种融洽的氛围，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同志们向《教学与研究》投稿就比较踊跃，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从深层来说，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教学与研究》有着内在的联系。《教学与研究》是服务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而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的就是这种教学和研究。这一点还体现在这份杂志的主编们身上：我的博士生导师许征帆先生曾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进修学院（现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身）的院长，而此前他曾是《教学与研究》的老主编；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辈学者梁树发教授是《教学与研究》的上一任主编；我的同事齐鹏飞教授现在正担纲《教学与研究》的主编。又是内在联系，又是近水楼台，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呢？
给《教学与研究》写稿，我心甘情愿，同时又得心应手。这应该也不是偶然的。我从来没有仔细“琢磨”过《教学与研究》的风格，但现在却发现我对这份杂志的理解与杂志的自我定位很一致。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上，努力追求学术品位。不用说，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和研究具有一定的政治立场，而且给杂志写稿也不能掩盖自己的立场，但是套用一句老话的格式来说就是，“在政治立场既定的前提下，学术水平是决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的学术品质、学术品位和学术水平，这就是《教学与研究》所不懈追求的目标。这使她在同类杂志中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并出类拔萃。再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的写作上，努力追求语言的简明流畅。反对作者摆架子、故弄玄虚和玩弄辞藻，要求他们直面思想本身，不温不火、不蔓不枝地讲道理，尽可能通俗易懂。这种质朴的文风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教学与研究》的要求，恰好是我的追求。没有商量过，是一种“前定和谐”。
我的努力得到了《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同志们的帮助和肯定。只要编辑提出意见，我总是努力修改，并在这种修改的过程中充实和提高自己。做编辑的人天天跟文字打交道，养成了对于语言文字的特殊感觉，这可不是普通作者都能具备的。因此，作为作者，不论是否“著名”，都要谦虚谨慎，并勇于反思自己，改正自己的不足。这样的态度也使我得到了回报。由于不懈地努力学习，自己觉得在理论研究和论文写作上有了一些进步。对于这些进步，编辑们看在眼里，并且十分体贴人的心理，总是把“表扬”的信息及时传达给我。以前的主编杨耕教授曾表扬我的《接受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一文“写得流畅”，而副主编王学敏老师则说该文“令人喜读”；梁树发主编也曾说我的《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一文“很重要，要尽快发”；齐鹏飞主编对我的《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也给予较高评价，并用相当于两篇文章的篇幅发表了这篇15 000字的长文，说“这是破了例的”。这些都是对我的极大鼓励，也是极大的鞭策。
值得一说的是，尽管我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发表在《教学与研究》上，但《教学与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栏目里第一篇论文却是我写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篇《接受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责任编辑后来告诉我，这是开设“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栏目以来的首篇文章，据说还为思想政治教育类论文树立了一个所谓“标杆”。“标杆”自然不敢当，但是编辑部选择开篇文章也算是“慎重初战”，希望先有一篇比较满意的文章开个好头，使这个栏目越办越好。结合自己写稿的实际，我也想顺便谈谈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栏目的看法。
“思想政治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兴起的一门新学科，这是一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尽管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社会教化活动，但是大都不如中国搞得集中而有效，并且我们还从中生发出一门新的学科，这也算作是中国人对世界科学事业的一个贡献吧。但是，如果以世界舞台来看待这门科学，那我们在对它的科学研究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尽管20多年来这门学科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05年以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并拥有了一大批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平台，而且发表了并正在发表着数量庞大的论文。但不能否认，真正好的论文，也就是自己觉得好、别人也觉得好的论文并不太多。面对“投稿甚多，好稿甚少”的矛盾，编辑也很苦恼。
大家当然都想写出好文章，那么怎样才算好呢？我以一孔之见而与大家共勉。我觉得，思想政治教育类的论文还是应在提高学术性、思想性上下工夫。不能只以政治立场论英雄，因为大家政治立场都很好，而关键是学术水平上有差距；要处理好研究性与宣传性的关系，把具有宣传功能的文章写得具有学术性，把意识形态话题转化为学术议题；要处理好学术性与应用性的关系，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有应用性，但就《教学与研究》的需要来说，则不是操作性、对策性文章，而是学理性文章。最后，还要使论文具有一定的思想“趣味”，而不宜弄得枯燥乏味，因为人的思想是最充满趣味的。
思想政治教育类论文人们往往以为容易写，至少比纯专业性论文要求低些。这也是它们通常被看轻的原因，人们觉得这类文章不太学术。其实，我倒觉得写作这类文章比写纯粹学术的文章还要难些。原因在于，写好这种文章不能只遵守一条标准（比如学术的标准），而是要同时遵守多条不同的标准，既有学术标准，又有政治标准，还有教育的标准，以及宣传的标准等。要把所有这些标准冶于一炉，写出一种按每一条标准来说都算是满意的文章，那是难乎其难的。但我们要做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文章。当然，这些标准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其中政治是基础的资格性标准，而学术则是最核心的标准，教育和宣传的标准是辅助性标准。而在学术标准的要求上，也与其他专业的学术文章有所不同。如果说在别的学科中，学术标准有固定的格式，只要按格式来做就可以，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类文章中的学术标准则难有固定格式，它需要用心去体会。重要的是，在这里掉书袋是完全没有用的，玩弄新名词术语也没有用，它的职责是讲道理，要求的是近乎纯粹的思想，比拼的是思想的内力。
亲戚越走越亲，缘分越续越深。作为一名作者，与《教学与研究》结缘24年，近乎1/4世纪了。但这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这份使命之缘、思想之缘、学术之缘和亲情之缘还将继续下去。话到此处本该结束，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还想做出一个解释：“缘分”其实并不神秘，只不过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联系，是世界普遍联系的一种。但它却是一种跟人有关的联系，是一种牵动着人的情感和影响着人的命运的联系，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最美好的联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