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与《教学与研究》之间，没有像其他朋友那样有那么多的故事，且有些故事还富有戏剧性并非常感人（如韩立新教授《我与〈教学与研究〉的二三事》中的故事）。但是，我与《教学与研究》的交往虽然比较平淡，却总想要表达点什么，哪怕是只有一点一滴！而相对准确地说，是三滴：缘分、友谊、敬慕。一第一滴：缘分。
我与《教学与研究》相识于何时，因时间太久而记不清楚了。而结缘是在2004年，虽近10年，但不算早。
我从相识时起就有一种向《教学与研究》投稿的愿望和冲动，但一直踌躇不前，因为虽然也自封为《教学与研究》的拥趸，但我深知该杂志办刊十分严肃，对文章质量要求很高。直到2004年，我才鼓起勇气给《教学与研究》投稿，文章的标题是《大学德育语境中的“大学人”与“社会人”》，其主要意思是说，由于大学德育本身的缺陷及其他原因，导致了培养的大学生（德育意义上的而非智育意义上的）只是了解一些德育知识和要求的“大学人”，而难以成为适应社会和工作岗位职业道德要求的“社会人”，两者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角色反差，同时提出了如何改变这一状况的解决方案。因为当时觉得《教学与研究》品位甚高，本来只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并没奢望该文能够在该刊发表。可是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文章投去不久，该刊编辑李文苓女士就致电于我，告知该文决定刊用！这真让我有一种“捡了一个篓子”（长沙话，大意为“意外地得了个好处”）的兴奋和窃喜！后来责任编辑告诉我，文章发表后还有读者专门打电话给编辑部，对文章表示赞赏。在我看来，自己的文章被读者赏识，这之于作者的意义，就像是“粉丝”之于明星的意义。这无疑给了我莫大的鼓舞。自此我就与《教学与研究》结下了缘分。
2008年，我又投了一篇文章《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辨析》，意在区分“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这两个常常被混淆且并未被在意的概念，认为主导价值观，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对社会其他价值观及其发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主导、引领和规范作用的价值观；而主流价值观则是指一个社会大多数民众即主流民众所信奉、或各种价值取向大体一致的价值观，并以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作为方法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演变，在本质上是主流价值观的变迁，而不是主导价值观的变迁。这篇文章也顺利地得以发表。
这两篇文章后来都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并都分别成为我后来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前期成果。二第二滴：友谊。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给《教学与研究》投稿了。不是因为我这几年没写文章，我近几年每年都有十篇左右的文章面世；也不是因为我不愿给《教学与研究》投稿，对此可以借用婚礼上常用的一句誓言：“我太愿意啦！”而是因为我与李文苓老师的友情，使我不能总是有“非分之想”，准确地说总觉得不能“让朋友为难”。正因为这份友情，使我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障碍”！试想，如果你自己没有信心认为文章本身可以发表，而你们之间又是很好的朋友，这不就使朋友为难了吗？当然，这也许是我多虑了。
问题是，连李老师的面都没见过，怎么自以为就是朋友呢？而且是有友情的朋友呢？不是“自作多情”吧？对“自以为是”和“自作多情”的“说法”我都承认。不但如此，我甚至就是认为我们是“神交已久”的朋友，而不仅仅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了。所谓“神交”，《新华词典》是这样解释的：“（1）思想感情非常投合的朋友。(2)互相仰慕而未见过面的朋友。”我再一次自以为是地说，这两种解释都适合我自认为是李老师“神交”朋友的解释。但有一点我必须申明：“互相仰慕”应改成“我仰慕”。我想，“文人”中，特别是编辑与作者之间常常有很多结缘了但未见过面的神交朋友。
几年来，我们在各种方式的联络中，我总是真诚地邀请李老师到湖南来做客观光，她也几次主动告诉我大概某月要到长沙了，可最后还是“吊了我的胃口”，说“放了我的鸽子”也不为过。直到去年10月底的某一天，李老师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她要来长沙开会了，这回是真的。我当然既高兴又得意：高兴的是终于可以见到“真人”和那个神交已久的朋友了；得意的是她在长沙应该有很多作者朋友，为什么只给我打电话？——我又“自作多情”了。我们的见面真像分别已久的朋友的再逢。遗憾的是，除了请她和人大的几位教授同事吃了餐便饭外，我就出差了，没有好好地陪李老师在长沙溜达溜达。
这一点滴儿的小事有必要絮叨吗？我觉得有。因为我也曾是办刊人，我作为曾经的办刊人有一最大收获，就是办刊人总是会与很多作者朋友结下深厚的友情，特别是从以文相会的朋友发展成了心灵相通和神交已久的朋友，这应该是因写作而得却在写作之外的一大收获和快乐吧。三第三滴：敬慕。
为什么说到敬慕呢？我这里说的敬慕，是对《教学与研究》所有办刊人的敬慕，是对他们兢兢业业把《教学与研究》办得如此有质量、有品位、有特色的敬慕。对《教学与研究》的质量、品位和特色，此前已有很多“我与《教学与研究》”专栏的作者们做了很好的归纳和概括，我就不啰唆了。
除此之外，之所以如此敬慕，还因为我自己对办刊有深刻的体会。我从1988年起就开始在《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科版〉》（后随学校更名为《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科版〉》）当编辑，1995年开始又当了5年主编，前后共12年。在一个一般工科院校要办好社科学报，谈何容易！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办刊定位，其次就是内外稿的矛盾如何解决（毕竟是学校自己办的学报嘛）。作为这么一个行业院校（当时直属电力工业部）主办的社科学报，既难办出地方特色，又难办出行业特色，当然也难办出学校特色，但我却又不甘心无所作为。别无他法，只有“学术立刊”一途，在想方设法提高学术品位上下工夫。当时，顶着巨大压力开放办刊，一方面留住校内高质量稿源，另一方面想法吸引校外名家高端文章。同时尽量排除关系稿，包括校内领导稿。记得我的导师曾向编辑部投了一篇文章，我为了以身试法说服编辑部的同事们“按质取稿”，硬是活生生地“枪毙”了（当然，后来我还是想办法采用了。至于用的什么办法，在此保密）。多年之中，该学报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文摘报》等的转载量和转载率都非常靠前。在历任编辑部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1999年，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在国家教育部的指导下评选首届“百强社科学报”，在强手如林的国内社科学报界，《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科版〉》有幸名列第26位。至于后来的情况，就不必再说了。我很欣慰的是，后来学校上下都给了我很高的评价，还结缘了那么多神交已久的学界朋友，到哪里开会都会有人对我说：“啊，你是《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的呀？办得不错！”唉，小人物对一点点小恭维就飘飘然的。
不好意思，自卖自夸了。之所以拐到自卖自夸，是因对《教学与研究》的敬慕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触发了我一点感悟：办刊如逆水行舟，须时时努力，方能天天向上。
衷心祝愿《教学与研究》办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