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与《教学与研究》之间的渊源虽还算不上久远，亦不敢自言深厚，但却颇为特别。同样作为学术刊物的编者，我以同行的身份特别关注着这份学术界重量级刊物的发展和最新动态。作为国际战略问题的研究者，我既是《教学与研究》忠实的读者，同时还有幸成为其作者队伍一员。由于同时扮演了编者、作者和读者三重角色，因此我在看待《教学与研究》这些年的变化和发展时可能具有多重视角。特别是，我本人负责的刊物近年来在选题方向和读者及作者定位方面曾经进行过较大的调整，对于国际问题方向的把握和判断与《教学与研究》在许多地方有着非常相似的理解。所以，时逢《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我很荣幸应邀写一些自己真实的感触和想法。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刊物，《教学与研究》仅从刊名来看，有着较强的综合性。同时涵盖多个学科领域，是综合类学术刊物比较普遍的特点。学术期刊界的同行都知道，综合类刊物最不容易办好，和专业刊物相比更加难以驾驭。其一，由于学科涉及范围广，因此对于编辑队伍的学科功底考验较大。其二，由于选题涉猎的范围宽泛，因此不容易形成自己的特色，往往呈现给读者的不是“综合”，而是“分散集合”。其三，凝聚固定作者群和读者群的难度更高。从读者角度，他们通常会将注意力锁定在几种与自身学科或研究领域具有高度相关性的刊物上，而缺少必要的时间和精力长期固定地关注综合性强的刊物，因为这些刊物可能一年刊登不了几篇他们所感兴趣的文章。同样作为作者而言，他们通常首先考虑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投稿给本学科或专业领域的学术刊物，这样不但投稿命中率较高，而且可以进入更多同行研究者的视野。对于一份在学术界拥有分量和影响力的刊物而言，不但其作者群和读者群需要明显突破所属机构的范围，而且还需要成为某一稳定的群体长期重点关注的对象，使他们定期阅读该刊物上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而不仅仅通过像中国知网等数字平台的关键词海量搜索找到这些相关文章。大学综合性较强的刊物如果没有一个清晰和准确的定位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风格，往往容易迷失选题方向和丧失固定的关注群体。
《教学与研究》在一个带有综合性色彩的刊名的大方向下，成功办出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尽管在学科范围上广泛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经济学等领域，但是《教学与研究》依靠对中国发展道路上最重大和最前沿问题的敏锐嗅觉和捕捉能力，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和自己固定的关注群体。而这一点显然是学术刊物最具有生命力所在。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教学与研究》对于国际问题的关注、兴趣和热情不断上升，国际战略问题的讨论成为近十年来刊物的一大亮点和特色。这一选题方向上的侧重可以说具有很强的时代敏感性和预见性。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与中国相关的国际战略问题的研究热度不断上升。一个学科领域受关注程度的变化通常和该领域学术刊物受关注程度（按照国际学术期刊的一般标准，以刊物的影响因子作为客观衡量指标）的大趋势具有一致性。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学术界，这种相关性都表现得比较明显和突出。在中国崛起和国际格局变化的过程中，国内只有少量学术刊物抓住、甚至预见到这一机遇和趋势，并且通过议题的引导获得了自己的优势，《教学与研究》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教学与研究》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环境变迁的潮流中抓住机遇并获得学术界的关注，这主要与刊物负责人在选题定位方向上的判断和调整有密切关系。前瞻性地意识到国际问题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重要性的上升，并且将对国际问题的关注紧紧围绕在中国崛起和国际战略领域，可谓抓住了时代性主题，体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教学与研究》对于国际问题的关注在视角上以中国需要为本位，从全球战略层次出发对于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进行学理和政策性的深度讨论，而这正是国际和国内学术界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这些年来，《教学与研究》围绕中国崛起和国际战略集中刊发了许多受关注程度高的议题，比如关于新的国际政治环境对传统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新兴国家的崛起、中国崛起的对外战略和外交转型、中国与大国的关系调整、国际合作、全球治理，等等。这些研究近年来较为频繁地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也从侧面体现出刊物选题紧扣时代命题的特点。《教学与研究》在围绕中国崛起和国际战略领域的定位和命题引导体现了国际政治研究发展的大趋势，抓住了学科的增长点，融入并代表了该学科的主流方向。一方面，《教学与研究》对于这些时代选题方向的关注客观反映了主流国际关系学界热衷讨论的核心命题。另一方面，从学术刊物与学术研究互动的角度，《教学与研究》通过推动一些重要话题的讨论和互动，努力挖掘中国国际问题领域在理论、视角和观点上的创新。
由于国内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学术刊物众多，因此《教学与研究》一直在探索如何在国际问题的讨论中形成区别于其他国际问题刊物的特色。目前，在国际问题的主要刊物中，有偏重国际政治理论的，比如《世界经济与政治》；有鼓励科学实证方法的，比如《国际政治科学》；有主要定位于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比如《外交评论》；有放眼于热点及对策问题的，比如《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观察》；也有立足国际政治理论、从宏观视角出发重点讨论地区重大问题的，比如《当代亚太》、《美国研究》、《欧洲研究》。《教学与研究》对于国际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定位于国际战略，另一方面十分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国际问题相结合。和传统国际问题刊物主要偏重实证性研究（to be）相比，《教学与研究》秉持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的传统和优势，在重视实然问题的同时，特别关注规范性的应然研究（ought to be）和人文关怀。对这些规范性国际问题的研究超越了传统国际政治学科的范畴，综合了历史社会学等交叉学科视角，对于国际正义和公共价值领域展开了严肃的思考和争鸣。比如，对于全球收入分配正义、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全球价值观、和谐世界与中国战略文化、中国道路的探索、全球霸权的逻辑和正当性等问题的讨论，弥补了传统国际问题研究中相对被忽视的重要领域和话题。这些具有刊物自身风格和特色的学术对话不但稳固了《教学与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权威地位，而且拓展了刊物的影响空间，同时吸引国际问题领域学者的高度关注。
刊物方向的调整过程涉及新作者群和读者群的培养，以及新的学术议题和稿源的开拓等多方面问题。《教学与研究》将部分重点定位于国际战略领域，需要相应地在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的学者、研究人员和研究生队伍中扩展其固定的读者群和作者群。这一点对于刊名本身无法明确体现国际元素的《教学与研究》而言，无疑是一大挑战。不过，《教学与研究》编辑团队通过自身的努力，突破了刊名本身的局限，使自己在国际战略领域的定位被国际关系学界获悉，并且在原有关注群体的基础上稳步壮大了刊物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科中的读者和作者队伍，成功转型为一本为国际政治学界普遍关注的学术刊物。对此，除了通过议题选择向读者和其中潜在作者群释放信号，以及主动向国际关系领域具有知名度的专家学者约稿之外，现任主编齐鹏飞介绍的另一宝贵经验在于鼓励相关学科编辑积极主动参与各种国际问题的会议和讨论活动，并且在这些公共学术场合宣传《教学与研究》的定位，让相关学者更多了解刊物在国际战略领域的选题导向和稿源需求。而我本人最初关注到《教学与研究》在国际问题上的议题偏好，也是通过学术活动的途径。《教学与研究》从主编到编辑队伍早就意识到，参与开放性的学术活动是宣传刊物理念和议题方向的良好时机。这一点也正是当今数量繁多的学术刊物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必要条件之一。即便是名列CSSCI等中文核心期刊前茅的刊物，如今关起门来坐等来稿都难以满足自身对于优秀稿件的需求。目前上升势头明显的国际问题刊物，更都经常性地活跃于各种国际问题学术活动。通过这些开放性的公共学术平台，作为编者可以充分与潜在读者群和作者群进行沟通和交流，了解他们在关注怎样的问题、有什么好的想法和思路，随时知悉他们研究的现状和最新进展。这不但有助于让更多对于刊物选题方向调整不大了解的学者关注到刊物导向的变化，同时也有益于编者从宏观层面把握学科的发展趋势，寻找该领域的新知识增长点。
最后，作为《教学与研究》的作者，与刊物编辑团队之间的互动对我而言是非常愉悦的合作过程和经历。《教学与研究》看重文章质量和选题方向、不重作者职称和身份，给予许多具有开创精神的年轻学者以发表机会和展示平台。本单位多位尚未获得高级职称的青年学者的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多次被《教学与研究》采用，而后又通过《教学与研究》的影响而被人大复印资料关注和转载，成为他们重要的学术财富积累。在交往过程中，我还深刻感受到《教学与研究》编辑团队良好的专业素质和工作热情。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是一个对业务能力要求较高、较全面的行业，做好这份工作需要对本学科和领域的发展方向具有敏锐和准确的把握，应当对专业知识具备较强的判断能力，必须在文字等技术环节掌握熟练的规范技能，同时还要求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职业热情努力积累和拓展学术人脉资源。当今学术界的发展趋势要求学术刊物不仅仅扮演传统的科研成果客观载体角色，更期待它能够以一种相对主动的姿态为学术研究打造一个良好的平台，使其成为真正服务于读者、作者和不同学术圈之间的桥梁。在新的需求之下，编辑团队办好刊物的集体主动性和热情对于刊物影响力的扩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如今每一份刊物的进步和成就背后，通常都有一个具备优秀素质、高度敬业精神和充满活力的编辑团队作为支撑力量。这一点，在我与《教学与研究》从投稿到文章最终刊发的沟通过程中有着真切的体会。特别是，从刊物主编到编辑团队身上所共同释放出的热情和亲和力，以及那种珍惜每一位作者的理念，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用心办刊不仅表现在最终引用率、转载率等客观指标的变化上，它同时也通过每一封邮件、每一个电话，在点点滴滴中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