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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统筹发展和安全”牵引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黄大慧, 王月禾

教学与研究 2025, 59 (11): 72-86.

摘要（50）

PDF（pc）（1329KB）（25）

国家战略需要决定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方向和结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战略中安全优先，形成了配合“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工业与国防建设”导向学科体系，备战色彩浓厚。改革开放后，国家战略中发展优先，适应外向型经济模式需要的经济、管理、外语、电子计算机和衍生技术专业得到发展和扩张，“开放发展稳定”导向的学科体系逐步成型。新时代中国处在由大向强的历史新方位，国家战略调整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学科体系既要聚焦“新四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人才的需要，又要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下好高等教育应对大国竞争时代安全威胁和风险的“先手棋”，实现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话语体系的高水平自立自强。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牵引下，新一轮学科调整聚焦“四个面向”，突出“四新”建设，加强交叉、新兴和基础学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以国家安全学为核心的“大安全”类学科迎来发展机遇。作为自上而下设立的学科，国家安全学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系统学科布局，其进一步高质量发展需要理顺领导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支持引导，补强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的学科制度，尽快形成比较成熟的知识思想传统和国家安全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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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想、制度、战略：从三个维度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创新性

黄大慧

教学与研究 2024, 58 (7): 6-18.

摘要（795）

PDF（pc）（10317KB）（101）

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制度和战略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是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性的三个重要维度。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首要创新性在于思想创新，以系统统筹的整合逻辑引领着国家安全思维方式的转变，围绕“十个坚持”的总体目标，以整体安全效益为标准把握复杂的内外安全环境和实践，推动各方面、全社会参与维护国家安全。其次，先导性的思想创新引领着正式和非正式的安全制度创新，中国在十年间构建起内外统筹兼顾、多元功能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以及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党管安全”归口领导机制，走出了一条以“五个坚持”为重要特征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最后，思想和制度创新共同推动着国家“大战略”的创新协同，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经济发展的安全稳定性，形成新质生产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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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期专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安全篇”

特邀主持人黄大慧

教学与研究 2024, 58 (7): 5-5.

摘要（302）

PDF（pc）（559K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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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竞争与协调：日本“一带一路”认知的利益偏好分析

黄大慧, 赵天鹏

教学与研究 2021, 55 (11): 76-86.

摘要（719）

PDF（pc）（2551KB）（149）

本文基于国家利益偏好的视角，试图分析日本的“一带一路”认知。 “物质的相对收益”偏好与“规范塑造的国家利益”偏好构成日本的“竞争性”认知，具体包括“一带一路”对日本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的“威胁性”，以及对西方价值观和国际基础设施建设标准的“挑战性”;“物质的绝对收益”偏好构成日本的“协调性”认知，主要体现在全球性体制认同、区域性制度协调以及务实合作探索模式三个方面。随着拜登政府上台并联合日本等国家进一步推进“印太”战略，日本未来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或将维持“竞争为主、协调为辅”，但也面临诸多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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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与中日制度竞争*

黄大慧，孙忆

《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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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对等”到“协调”：日本民主党
政府对美外交走向探析

黄大慧

《教学与研究》 2012, 47 (3): 72-78.

摘要（2462）

PDF（pc）（5200KB）（1921）

日本民主党上台以来，其对外政策前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起初鸠山政府致力于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推行重视亚洲的外交。但这种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寻求日美“对等”的外交努力，最终遭遇失败。菅直人上台后，开始推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重归对美“协调”路线，极力修复和深化日美同盟关系。野田当政后，走“彻底的现实主义”之路，称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基轴中的基轴”，进一步向重视日美同盟方向发展，并且“联美遏华”倾向明显。民主党主政下的日本外交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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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冷战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

黄大慧

《教学与研究》 2008, (3): 65-71.

摘要（1419）

PDF（pc）（1750KB）（1816）

日本一贯十分重视开展联合国外交。战后初期,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以重返国际社会为主要目标。加入联合国后,日本开始借助联合国提高国际地位和增大国际影响力,但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严重从属于对美外交,缺乏独立自主性。冷战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被视为跻身政治大国的重要台阶,而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日本外交战略的最核心目标。为此,日本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并借机两度向"入常"目标发起冲击。"入常"是日本既定国策,在短期难圆"入常梦"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最现实的选择是先谋求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日本多元化外交战略中强化联合国外交的基础,从而为最终实现"入常"目标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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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日关系发展30年

黄大慧

《教学与研究》 2008, (11): 16-20.

摘要（1217）

PDF（pc）（1219KB）（2584）

本文指出,近30年来,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流是好的,但发展路程并非一帆风顺,既有过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蜜月期",也经历过其后的"摩擦期"。现在,中日双方为实现两国关系的"长治久安",正努力构筑"战略互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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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从“纸上同盟”到“行动的同盟”:冷战后日美安全关系的新变化

黄大慧

《教学与研究》 2006, (5): 51-57.

摘要（1274）

PDF（pc）（2080KB）（2318）

日美同盟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经过1960年新安保条约的签署,其军事同盟性质进一步凸现。冷战的终结、特别是苏联的解体,使日美同盟失去维系的纽带与支点,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1996年日美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日美关系重归以安全为中心的轨道。经过不断的调整与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的性质已由防御型的同盟关系转变为“地区主导型”的同盟关系,日美安全合作的范围、双方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合作内容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9·11”事件后日本“借船出海”战略的实施,已使日美同盟由原来受和平宪法制约的“纸上同盟”变成极富攻击性的“行动的同盟”。随着中国的崛起,日美同盟针对中国的倾向日趋明显,如何应对其消极影响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战略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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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不断走向“保守化”的日本政治

黄大慧

《教学与研究》 2005, (12): 36-42.

摘要（1308）

PDF（pc）（1945KB）（2205）

战后日本政治史是一部“保守”与“革新”相互对立与斗争的历史。从保革对立格局的演变过程来看,日本政治是不断走向保守化的。日本政治的保守化,自上世纪80年代起日渐明显,在冷战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出明显的“总体保守化”倾向。这种保守化潮流的形成,固然与日本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有关,但其中日本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更是不能低估。今后日本的保守化趋势无疑会继续发展下去,并将对日本的未来走向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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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日关系新格局与日本对华战略

黄大慧

《教学与研究》 2000, (8): 56-61.

摘要（1509）

PDF（pc）（952KB）（1752）

世纪之交,中日两国的实力都处在上升期。在日本以超级经济大国地位加速实现政治大国目标和中国日益崛起的进程中,中日之间强强型"关系的新格局正在形成。面对新局面,日本逐步调整对华战略,在继续与中国进行多方合作的同时,开始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多方面对中国进行牵制与防范。在此情况下,中国也必须重新审视中日关系,采取妥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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