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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中山社会经济思想的宏观审视*
马克锋
《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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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青年》批评与反思儒学的几个维度
马克锋
《教学与研究》 2015, 49 (
8
):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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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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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对中国传统儒学作了比较系统的批评与反思,为其办刊特色。这种批评与反思是基于一种中国大文化的视角,反对儒学独尊;基于一种世界主义的立场,将儒学放到世界文明中加以审视;基于一种现实需要,反对儒学政治化;基于一种整体思维,主张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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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代中国世界主义的思想历程
马克锋, 孙钦梅
《教学与研究》 2014, 48 (
3
): 31-3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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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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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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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时期世界主义主要是消除与化解中西、新旧界限,打破保守、封闭的思想藩篱;五四时期世界主义主要是削弱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反对战争,用和平手段解决现实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兴起的世界主义思潮,希望将中国的“大同理想”融入世界主义,对世界永久和平做出中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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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辑魅力与编辑部文化
——追忆在《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工作的日子
马克锋
《教学与研究》 2013, 47 (
4
): 110-11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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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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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3年,《教学与研究》就整整60周岁了,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六十为一甲子,预示着审视过去,开拓未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因为我曾经在编辑部工作过几年,离开后又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过数篇论文,集读者、编者、作者三者身份为一体,编辑部约我写篇纪念文章。同时,为了唤回我的记忆,他们还特意将《教学与研究》纪念50周年与近来刚刚发表的纪念60周年的文稿打包发给我,供我参考。读完这些饱含深情的文稿,一下子把我拉回到那个岁月,满脑子几乎全是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与生活的画面,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如果不把我的感受与体会写出来,那么我不但无法给约稿者一个说法,而且就我内心而言,也肯定是过不去的。现在已经是凌晨了,我从床上下来,重新穿好衣服,坐在电脑前,逐渐整理思路,开始我的回忆。
圆梦。我至今依然特别清楚地记得,那是1997年夏季的某一天,孔伟问我,《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现在需要一个编辑,你愿不愿意去?我当时听了,喜出望外,急忙回答,去。一个字,几乎没有犹豫。回到家里说起此事,夫人与岳父不大同意。理由是,在高校工作,教师为主,编辑属于教辅,希望我慎重考虑。同事也对我的调动疑惑不解。最后,我还是顶住各种压力,毅然来到《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开始了我的编辑生涯。为什么如此执著呢?主要是我曾经有过一个编辑梦,一个大学毕业时就曾经追求与企盼而一直没有实现的一个职业梦想。大学毕业时的志向就是做个文字编辑,什么行政啊、教学啊、研究啊等等,在我当时的脑子里几乎没有考虑,一门心思就是做编辑。感觉编辑工作是那么神秘,那么神圣,任何职业都无法与之比拟!临近毕业,大多数同学都在复习考研,整天忙得不亦乐乎,而我却逍遥自在,脑子里只想着做编辑,就觉得只有编辑工作最好,也最适合我。当时真的是那样想的!但是,在我毕业的那一年,陕西来了一个指标,却不是我日思夜想的陕西人民出版社,而是陕西省高教局,而且属于二次分配。最后,我无奈去了宝鸡师范学院,走上了高校教书之路。那个沮丧与失落就别提了!记得刚到宝鸡师范学院的第一年,中国先秦史学会在宝鸡举办了一次学术讨论会。我是大会工作人员,会上见到一位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学生竟然分配到《人文杂志》编辑部做编辑,我的那个羡慕嫉妒恨啊,难以用语言文字形容。正是由于这个情结,所以,当孔伟问我的时候,我就明确表态愿意去编辑部工作。那是我人生一大梦想与追求啊!来到《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彻底圆了我青年时期的编辑梦。对此,我没有后悔。在此,要感谢孔伟!感谢《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压力。编辑部的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有严格的工作流程和近乎苛刻的时间安排。在《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编辑不仅仅只是负责看稿、审稿,而是集选题策划、约稿、文字加工、三校为一身的全能者。对此,我以前真的没有体验,只是简单地认为编辑就是对现成文稿的编辑加工,根本没有想到编辑竟然要求是一个全才,文字加工仅仅是其中一环。在正式调入编辑部之前,我主要是负责编辑文稿,所编辑的文稿都是王学敏大姐转给我的,编辑技巧与基本要领主要是自己摸索,不懂的地方不时向其他编辑请教。整体感觉还比较轻松,觉得自己能够胜任。但是,正式调入编辑部之后,所有编辑工作都必须自己去做,包括选题策划、约请作者、文字加工、撰写一审意见以及校对等等。对于后面几项,我还能对付,当时感觉最难的是约稿。具体来说,就是策划与约稿的结合上,常常让我犯难。《教学与研究》是一个品牌刊物,经过几代前辈的努力,刊物已经有了自我定位。做编辑的,基本都是在刊物定位下,结合学术界的前沿问题研究,同时注重现实中国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制订来年选题。紧扣时代主题,关注学术热点,追踪理论前沿,这是《教学与研究》的特色。当时我们编辑分为四个小组,分别是哲学、经济学、国际政治与中国革命史。相对而言,哲学、经济学与国际政治都与现实联系紧密,拓展与发挥的空间比较大,而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尽管也有许多新进展,有些问题也讨论得比较热闹,但大家都明白,这一领域的研究,学者发挥的空间有限。我当时的主要困惑是选题策划与相应作者的衔接问题,也就是说,往往制订了一些不错也获得主编认可的选题,最后常常找不到合适的作者。结果后来发表的文章,大多不是原来的选题。选题计划落实率低,一直是我的短板。尽管领导们没说什么,但其不满,我时有察觉。寻找好的作者,建立适合《教学与研究》风格与特色的作者群,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其他组的编辑做得比我好多了,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差,主要原因是我性格比较内向,不擅长与人沟通,怕碰钉子。因为没有稳定的作者队伍,我常常穷于应付,时常稿子被二审、终审“枪毙”。当时手机还很少,联系主要靠BP机。一段时期,我一听到编辑部主任陈翔云呼我,就感觉大事不好,十分紧张,十有八九是送审稿被“枪毙”了,那个沮丧劲就别提了。
获益。在《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工作的4年,尽管工作上压力很大,有时也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但总体感觉,还是收获很大,受益颇多。其中之一是,编辑工作中求实、细致、较真的习惯养成,使自己后来在指导学生与学术研究上有很大提升。长期的编辑校对工作,练成了自己的火眼金睛。文章中的病句与错别字,我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后来在历史学院工作这十多年,不论是指导学生撰写论文,还是参加学生论文答辩,许多问题别的老师看不出来,但一般很难逃出我的眼睛。这个强项并不是天生具备的,而是得益于《教学与研究》的编辑训练。在《教学与研究》工作期间,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不相信作者”。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不相信作者的水平,而是要求对作者使用的引文必须核对原文。我刚到编辑部时,曾经编辑过中共中央党校一位作者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讲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演变过程的,其中引用《邓小平文选》与中共中央的文件比较多,我没有逐条核实,后来在编后审读中发现有篇文献竟然题目中少了7个字。这是我编辑工作中出现的一次严重失误。编辑部按照制度,几乎扣完了我当月的奖金。对此,有的同事为我抱打不平,让我去找主编申诉。但是我没有去做,自知理亏。通过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警醒。从此以后,凡是我能够查到的文献,务必去核实。而且每次核对原文,都不同程度地发现错漏处。这个训练,对我后来从事写作也带来不少益处。在去《教学与研究》之前,我也发表过一些作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在使用别人引文方面,没有核实校对,以讹传讹之处不少,看后令人汗颜。经过编辑训练之后,凡是使用别人引文,必须查找原文进一步核实;如果找不到原文,宁可不用。即使自己在平时阅读中摘抄下来的资料,在文章要发表前,必须再次核对原文,因为自己在摘抄中也难免出错。这个良好习惯的养成,是编辑部严格纪律约束的结果。另外,编辑部长期选题策划的磨砺,也使自己的学术眼光与学术品位有了较大提升。如今,无论是自己撰写论文,还是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学位论文选题,都有程度不同的新意。了解学术前沿,关注学术热点,在编辑部期间所养成的学术视野与学术洞察力,一直是我从事教学与研究实践的动力与能量。
情谊。我依稀记得,我去编辑部工作是“五一”之后,但正式调去是9月初,大概与刘蔚然前后。因此,从资历上讲,李文苓、陈翔云、高自龙、孔伟、张立波他们比较早,具体到谁的资历更早,那就请他们自己排座次了,反正轮不到我。我与蔚然当时属于新人,毕恭毕敬,小心翼翼的,整天老师长老师短的,时常与老师们套近乎。老师们对我们都很好,感觉老师们都挺面善,很亲切。在我正式调来之前的那个暑假,编辑部与教育部社科司合作,在国防大学举办过一个大型暑期高校理论报告会。编辑部所有人员都参与会议服务,各司其职,互相协作,配合得很好,使那次会议获得圆满成功。编辑部同仁的合作意识与团队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更加坚定了我投身于这个团队的决心。在编辑部4年,大家去天津黄崖关参观,我们一起爬长城,一块摘野果,欣赏美景,畅谈国事,气氛融洽,其乐融融。编辑部并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后,多位同事调走,编辑只剩下我、翔云、文苓、孔伟、蔚然5个人,除承担以前8个人的编辑工作外,我们还组织过一次规模不大的暑期讨论会。从会议主题设计到通知联络,从会议接待到组织与会者参观长城,我们5人齐心协力,通力合作,配合特别默契,没有埋怨,全是鼓励和支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编辑部文化。如今,“文化”一词比较时髦和流行。诸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等,举不胜举。创办60年的《教学与研究》,经过一代又一代编辑的经营与积淀,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编辑部文化。根据我的观察和感受,《教学与研究》编辑部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严肃的政治意识。杂志作为平面媒体,尽管没有报纸的影响大,但其理论与学术导向,仍然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教学与研究》创办60年,无论是主编也好,还是编辑也罢,已经换了好多任。历任主编与编辑尽管政治观点、学术背景不尽相同,思想意识各有偏好,但是大家共同遵守政治纪律,坚守底线,不追求轰动效应,与中央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我在编辑部做编辑时,主编曾经约我谈话,举了一个例子,说假如有人给顾顺章叛变翻案,这种文章可以在小的学校学报发表,但是绝对不能在《教学与研究》刊发,主要是《教学与研究》具有政策引领与方向性,它不同于一般刊物。《教学与研究》创办60年,树立了一个客观平实的品牌,没有发生一起政治性事故,难能可贵。第二,良好的合作意识。融洽与和谐的人际关系,亲密无间的同事情谊是合作的前提条件。这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及,不再赘述。关于合作,在编辑部表现为两个层面的合作。一个层面是组内编辑之间的合作,包括互通学科前沿信息,交流作者最新研究进展,共同制订和反复修改来年选题计划等等,大家毫不保留,绝不藏着掖着。我当时属于中共党史组,先后与学敏、文苓共事,体会很深。资源共享,共谋发展,追求双赢,基本是编辑部的主流。自龙与蔚然的合作,孔伟与立波的合作,同样如此。另一个方面是组与组之间的合作。包括交流学术信息,提供作者人选,校对文稿。这方面印象比较深的,通过自己的作者群,了解并反馈作者对其他栏目的看法。翔云经常通过她的作者,通报经济学教授对中共党史、政治学与哲学栏目的意见。好的意见我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好;不好的意见立即改正。第三,专家直接参与选题策划。随着杂志竞争的激烈,闭门办刊已经成为过去时,新的形势要求杂志开门办刊。编辑部决定在每年年末,邀请在京的专家学者相聚编辑部,分别就各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学术热点发表看法,并提出较为具体的选题意见,帮助编辑打开思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编辑在吸收专家学者建议的基础上,制订出详细的选题计划,再次反馈给相关专家,请专家学者给予修改、补充。多次往来,使选题质量不断提高。而且,许多参会的专家正是编辑部的老作者。通过这种形式,进一步拉近了编辑与作者的距离。作者对杂志的鼓励与鞭策,也成为编辑部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转眼一算,我离开编辑部已经11年了。但是,《教学与研究》永远是我的家,编辑部几位漂亮的女编辑,成了我无话不谈的知心小妹。2006年,她们四人去韩国旅游,当时我正好在韩国访学。异国相见,倍感亲切,陪着几位小妹游览首尔,幸福万分。回国之后,我家里遭遇不幸,编辑部全体同事赶来医院,问长问短,出谋划策。她们还给我带来香烟、充值卡,细心的关爱,让我难以忘怀。王学敏、陈玲玲两位大姐也给我很大帮助,至今难忘。随后,她们多次到我家中看望,安慰我,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上给我以无私的帮助。如今,我只要在学校,一有时间,就去编辑部坐坐,和几位小妹聊天,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信马由缰,无拘无束,亲切自然。此情此景,只有在编辑部才能充分体会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与研究》编辑部无愧于我家,其温馨、祥和、融洽、合作的氛围与文化,常常令我难忘,魂牵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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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近五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
马克锋
《教学与研究》 2010, (
11
): 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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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9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研究阵地、研究成果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势头强劲,社会史研究走向纵深,各自呈现出独有特色;档案运用、大历史观及微观与精细化研究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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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严复“三民”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锋
《教学与研究》 2009, (
1
): 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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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开发民智、更新民德和强化民力的主张是其思想的重要闪光点,直接来源于西方,有严谨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支持。"民力"是基石,"民智"是资源,"民德"是保障。国民的道德水平、智力程度与体力现状决定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方向与道路选择,这是严复思想的核心所在。严复"三民"思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两座丰碑,开中国近代讨论国民性之先河,成为现当代中国教育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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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体西用”说与近代文化建构
马克锋
《教学与研究》 2007, (
10
): 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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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学人在建构新文化过程中一种形态比较完备的理论或模式,内涵外延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反映了东方民族的思想智慧,是20世纪中国知识精英的普遍选择,应该给予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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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历史考察
马克锋
《教学与研究》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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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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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层次:还原的方式,即西学中源说;沟通的方式,即中西相合说;比较的方式,即文化差异说。这种认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变迁而逐渐深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认识西方文化的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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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近代墨学复兴的历史轨迹
马克锋
《教学与研究》 2004, (
1
): 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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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墨学在近代复兴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呈现出与时代思潮相呼应的特点。第一阶段是鸦片战争到洋务时期,主要强调西学源于墨学;第二阶段是戊戌和辛亥时期,旨在寻求墨学与西学的相通性,并倡导以墨学的伦理精神救世;第三阶段是五四运动前后,以西方的价值观念、科学方法为尺度,选择墨学作为新文化的生长点。传统墨学的复兴,既有西方近代文化刺激的外部因素,也有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内部因素。二者的相互激荡和作用,促使了传统墨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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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试论近代文化建构的几种模式
马克锋
《教学与研究》 2003, (
9
): 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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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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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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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固有文化的自我调整,人们先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建构模式,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从保守主义到全盘西化,从中西会通到拿来主义。中西会通与拿来主义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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