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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用科学的批判武器，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非——读卫兴华教授新著

胡乃武, 李佩洁

《教学与研究》 2012, 47 (10): 89-91.

摘要（244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解放思想、学术争鸣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论著大量引入，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各种理论观点的讨论碰撞尤为激烈，在这些争鸣中，不乏批判、质疑甚至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声音。最近，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出版了新著《理论是非辨析：误解错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例评说》（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他以严肃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了马列主义原著以及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在此基础上对于一些理论和学术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力求还原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的本意和精神实质，基本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认同。该文集内容分四编，共收入43篇文章，卫兴华教授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实际事实，对一些“误解、错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事例进行了评析。例如：曾有人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说成是过渡时期，为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提供了理论依据；有人断章取义将三个“是否有利于”误解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或者解读为不要再问姓“资”姓“社”，还有人主张用“当代马克思主义”取代“传统马克思主义”；有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等同起来，认为私有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有人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公有制形式，看成传统公有制实现形式，认为股份制是对公有制的新的定位；有人认为公有制比重的高低不是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也不是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政权合法性的决定因素；有人将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误解为“人人皆有的私有制”，为改变公有制实行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还有人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否定和反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认为非劳动要素也创造价值，并以此否定劳动价值论，或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已包括了按劳分配，再讲按劳分配是多余的。作者在该书中将误解错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错解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疏漏，因此在某些问题上出现以讹传讹或误解错解。例如针对有人认为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作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和赞扬的是资本家在发展生产力中的历史作用，而并不同时肯定阶级剥削和奴役制度。作者还在本书中澄清了我国有关教材和论著中对货币的本质究竟是“一般商品”还是“特殊商品”这个问题长久以来的误解。在《怎样正确理解〈资本论〉中有关科学分析方法的论述》一文中，作者对《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科学分析方法的论述进行了追根溯源的论证，纠正了中外学者长期以来对此论述所做的与马克思原意完全相反的解读。在《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吗？》一文中，作者指出，马克思是讲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同时成为生活的需要，而不少学者把“不仅仅是”错解为“不是”。第二种错解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化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句句是真理，而没有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来开展研究。作者反对一些学者关于马恩著作句句是真理的说法，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中应当关注和讨论马列原著中哪些是需要长期坚持和发展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非基本原理。针对有些人根据“两个决不会”思想，否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卫兴华教授指出，《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讲过“两个必然”，而是讲“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论断并没有错，不存在“纠正”的问题。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在《怎样正确理解列宁关于小生产的一个论断》中，卫兴华教授指出，在十年内乱时期，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断被作为了搞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他经过考证后提出，列宁这个论断并不是作为一个普遍原理和一般规定提出来的，而是在苏联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针对特定的经济现象讲的。由于对列宁上述论断的误解和教条化理解，形成了对待个体经济上的“左”的错误。第三种是属于本身就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出现曲解、编造与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情况。例如在《不要制造“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一文中，针对有人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过时的、不应再坚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否定和取代之，卫兴华教授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他指出，所谓“当代马克思主义”是以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是“源”与“流”的关系，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点来看，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国情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但没有背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发展和前进的。作者还指出某些论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否定，所用的理论依据和方法乃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在文中对这些论述逐一进行了评析。卫兴华教授在研究中始终遵循“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有的论著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之名，实则曲解、编造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或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的旗号，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做法，卫兴华教授坚定地站了出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批判武器，对非科学的“批判”进行了反批判。以下是文中关于一些常见的重要的理论是非辨析。（一）要完整、统一地理解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三个有利于”不是姓“社”姓“资”的标准。关于如何理解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理论界存在不少的争论。时常有人将邓小平所讲的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误解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或者解读为不要再问姓“资”姓“社”。为此，卫兴华教授多次撰文澄清这一理论误读。他指出，邓小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既定前提和内在要求，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和目标。邓小平的本意是反对用含糊不清的姓“资”姓“社”的责问去干扰改革开放，使得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因此提出了三个“是否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与取舍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标准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他还指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是生产关系的标准，例如所有制、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分配方式、生产目的等。（二）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私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一些论著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同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宣传私有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卫兴华教授在文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认为：（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属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范畴，主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定断词；“社会主义经济”是特定社会经济制度范畴，对应于“资本主义经济”、“封建主义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还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部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凝聚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但不能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地位和作用出发，规定它的社会主义性质。（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应我国生产力不发达国情的经济制度，包括了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私有经济制度。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它决定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宪法以及其他中共中央文献中这两者也是作为两个概念分别提出来的。（3）同样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涵盖了非公有制经济，这是现阶段的中国特色，但私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三）区分“公有制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两个概念，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理论观点。针对有些报道和论著把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看做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公有制的传统定位，并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卫兴华教授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自身存在的形式包括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有多种，例如租赁制、承包制和股份制等等。针对学界关于股份制“姓公姓私”的争论，卫兴华教授指出，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或资产经营方式，它同所有制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股份制的性质取决于入股资本的性质，如私人资本组织的股份制，依然是私有制。股份制既可以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可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能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同“公有制存在形式”等同起来。还有一些误解和错解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论述，说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制，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而且得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股份制“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论断。卫兴华教授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制，是由原来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的单个私人企业，发展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公司企业，是“联合起来的”社会化企业，绝不能将其理解为公有制企业。股份制的产生和发展，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但它不能克服而且还发展了社会财富与私人财富之间的矛盾。（四）分清“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概念，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针对深化劳动价值论讨论中出现的一些不科学的认识，卫兴华教授在书中进行了逐一的分析与评论。他认为应当弄清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原创含义，既不能把他们没有讲过的东西强加给他们，也不能把他们已讲清楚的问题，说他们没有讲过。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确立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有的学者借此提出用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卫兴华教授认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中的贡献，是指生产要素在生产财富（即使用价值）中的贡献，而不是指他们在创造价值中的贡献，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并未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他还指出，劳动价值论并不是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分配制度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解释了商品价值决定的问题，而不是商品价值的分配问题。实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也不是以要素价值论为理论依据，其根据在于要素所有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以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意为前提。《理论是非辨析：误解错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例评说》这本书引经据典，说理充分，知识丰富，语言生动，是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非、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宝贵资料。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卫兴华教授穷尽毕生之力来钻研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他客观科学的批判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教学工作者学习。［责任编辑陈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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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当代主流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

胡乃武

《教学与研究》 2001, (6): 77-78.

摘要（1029）

PDF（pc）（160KB）（1704）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关产权与企业方面的中外文献出版物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如何从纷繁的信息流中清理出企业理论的发展脉络则是一个尚待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由杨瑞龙任主编,王凤彬、周业安任副主编的专着《当代主流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充分占有当代企业理论的中外文献和企业管理案例的基础上,阐述了现代主流产权理论和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理论,介绍了现代公司制度的运行机理,揭示了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演进,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思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是一本近年来不多见的研究企业问题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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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拓展西部开发的融资方式

胡乃武

《教学与研究》 2000, (8): 27-28.

摘要（904）

PDF（pc）（231KB）（1595）

西部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中央政府无疑会加大对西部的财力支持,但相对于西部开发的巨大资金需求来说,这种财力支持毕竟是很有限的。因此,必须拓展西部开发的融资方式。这里,着重提出以下六种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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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

胡乃武, 罗欢镇

《教学与研究》 1988, (6): 48-52.

摘要（948）

PDF（pc）（1070KB）（1531）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按劳分配理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按劳分配的本质规定,即等量劳动相交换,或如列宁所说,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按劳分配的这种本质规定是与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密切相关的。按劳分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条件,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内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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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划比例与调整

胡乃武

《教学与研究》 1981, (5): 39-42.

摘要（1044）

PDF（pc）（1162KB）（1506）

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这是对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这里仅就如何做到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的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发展,是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各企业各部门之间是一种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关系,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脱离其他部门而孤立地进行生产,任何一件产品都是各企业各部门分工协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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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

胡乃武

《教学与研究》 1980, (3): 41-46.

摘要（988）

PDF（pc）（1280KB）（1603）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有一章要专门讲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本文拟就讲授这个规律需要着重阐明的几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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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

陈德华, 方生, 胡乃武

《教学与研究》 1979, (2): 1-6.

摘要（970）

PDF（pc）（772KB）（1600）

消费问題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題,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却成了人们不能触及的禁区。谁谈消费,谈改善生活,谁就是搞“福利主义”,搞修正主义。我们有些同志,也往往把消费和生产对立起来,看不到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问题,充分发挥消费对社会主义生产的促进作用,对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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