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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教学与研究》学做编辑,更学做人
——怀念孙铁林老师
王学敏
《教学与研究》 2013, 47 (
5
): 111-11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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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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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坚守着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服务这一办刊宗旨,《教学与研究》已走过整整一个甲子。
我于1982年毕业留校,有幸被分配到《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工作,直至2009年退休,在这里工作了27年。《教学与研究》给予我太多太多,可以说这里是我的一所学校,在这里我跟各位老师学做编辑,更学做人。
《教学与研究》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她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工作在这里的人都感觉到这个集体充满正气和温暖,工作起来快乐、舒心;让曾在这里工作过的同志对这个集体永远怀有留恋之情;让那么多的优秀学者愿意把自己最有质量的学术成果交由这里发表。究其原因,不得不说《教学与研究》无论怎样发展变化,一直有一种传统和精神维系,虽然没有人对其作出过准确的概括,但大家又都承认她的存在。
这次我有幸参与为纪念创刊—甲子而进行的“《教学与研究》6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选”的评选工作,重新翻看自己在这里工作近30年期间参与编辑的文章,在这里工作的情形以及这一篇篇文章背后的故事浮上脑际,我仿佛回望到自己成长的足迹,也更清晰地感触到《教学与研究》的传统和精神对自己的浸润。
在这一时刻,也让我感觉内心的巨大遗憾,好几位为《教学与研究》做出贡献的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不能与我们一起见证《教学与研究》创刊60周年这一光荣的时刻。想到此,让我特别地怀念他们,也让我更加思念我的恩师孙铁林老师。孙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今天回忆起孙老师的点点滴滴,让我对《教学与研究》的传统与精神有了更清晰的认知,更感佩孙老师的敬业和为人,正是对《教学与研究》传统和精神的最好诠释。
凡是与孙老师共过事的人,说起他,一致的评价是:“那可是难得的好人”;凡是与孙老师打过交道的作者,无不被他那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所折服。对此,我应该说是有相当的发言权。因为从我1982年到编辑部工作,直至孙老师退休,我们一直在一个组工作,更准确地说,孙老师在这里指导我工作了十一年。我觉得,不夸张地说,了解孙老师的故事,就能知晓《教学与研究》传统与精神的内涵,知晓《教学与研究》在作者、读者中的好名声是靠怎样做事与做人的态度赢得的。
我忘不了孙老师怎样手把手地教我做编辑。从写审稿意见开始,教我如何判断文章的学术价值,如何才能提出准确的修改意见,甚至连我最初写给作者的关于稿件修改意见的信,都要亲自动笔修改,不仅帮我推敲修改意见,还细致到教我如何与作者沟通,提醒我注意,既要讲明修改的理由和要求,同时要注意对作者的尊重和礼貌。真是既耐心,又周到。对我一些幼稚的看法和做法,从来都是循循善诱,没有一次疾言厉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修改过的稿件,老师都要拿去再做修改。正是在这样手把手的指导下,我渐渐地领悟了作为一名优秀的编辑所需要的素质,在这样的“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懂得了这份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要做好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忘不了孙老师对工作是怎样的追求完美,精益求精。每一篇采用的稿件,从大小标题、谋篇布局、理论观点、遣词造句,甚至标点符号,无不翻来覆去,精心推敲。改动过的文字都书写得端端正正,就连校对符号都标注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十多年时间里,就我亲眼所见,可以说从来如此,无一例外。
我忘不了孙老师对这份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年复一年默默无闻地付出,永远是那么的淡定、无怨无悔。为发掘好的选题,为修改好一篇篇稿子,老师带着我,一人一辆自行车,一年四季,无论寒暑,奔波于各位作者的单位和家中;与外地的作者,为一篇稿子,常常反复通信沟通,稿件几经修改方能定稿。我还记得为了几篇教学改革的文章,孙老师竟带着我,到作者的课堂去听课,实地感受教学效果。这些往事每每想起,一幅幅的画面就随之呈现在脑海,又像在眼前。
我忘不了孙老师只要是编辑部工作需要,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永远无私奉献。这里仅举一例,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为了梳理、记录《教学与研究》的历史,孙老师不辞辛苦,带着李文苓,搜集、整理相关档案资料,遍访对《教学与研究》历史有所了解的人,特别是一些重要事件的当事人,最后写下了《〈教学与研究〉四十年》这篇论文,这是迄今为止对《教学与研究》历史最详细、准确的记述,为我们今天整理、续写60年的历史提供了基础。
我忘不了孙老师对同事永远是温暖如春。一想到孙老师,我就会记起那样一段日子:在到编辑部工作两年后,我做了母亲,由于缺乏经验,孩子小的时候经常生病,而我那时又在职读研究生,一边是生病的孩子,一边是工作和学业,常常忙得我焦头烂额,顾东顾不了西。编辑部老师纷纷伸出援手,孙老师更是体谅我的难处,尽可能地照顾我,为我减轻工作上的压力,使我度过了这一段困难时期,并且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而孙老师自己,在我们共事的这些年,家庭负担一直很重,相继有四位亲人因病去世,但他从来都不声张,默默承受,最怕给别人添麻烦。每当这时,编辑部同志最无奈的就是,孙老师坚决不让别人分担他的工作,总是说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对手头的工作,该编发的稿件,一如既往,丝毫不打折扣。
孙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在孙老师身上,集中体现了《教学与研究》人认同的传统与精神。今天,已经创刊60年的《教学与研究》又要迈上新的征程。值得告慰孙老师和各位前辈的是,你们的努力和贡献已经写进《教学与研究》的历史,优秀的传统和精神已经融入新一代人的血脉,被传承并续写着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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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中国50年经济发展的特点与经验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学敏
《教学与研究》 2000, (
1
): 72-76.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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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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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18—20日,由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南财经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新中国50年经济发展的特点与经验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赤壁市举行。中共赤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到会致辞,并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赤壁市的经济发展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向与会同志介绍了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有关情况。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着新中国50年经济发展的特点与经验这一主题,就若干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现将研讨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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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建设暑期研讨会纪要
王学敏
《教学与研究》 1999, (
9
): 74-7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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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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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24~26日,经教育部社政司批准,《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在昆明举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建设暑期研讨会”。来自全国各高校的70多位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骨干教师出席了此次研讨会。教育部社政司副司长靳诺同志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王霁教授、杨耕教授、杨瑞龙教授分别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理论概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编写思路及特点作了阐述和说明。会议还围绕着如何进一步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建设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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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两课”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侧记
王学敏
《教学与研究》 1998, (
3
): 62-6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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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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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两课”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于1996年12月19~20日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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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反腐败斗争
王学敏
《教学与研究》 1994, (
1
): 55-5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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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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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反腐败斗争王学敏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一重大变革必将对上层建筑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目前,我们的反腐败斗争正面临着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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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民族资本的破产
王学敏
《教学与研究》 1992, (
2
): 39-44,6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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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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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企盼在和平环境中全力发展民族经济,从而开创中国民族工业的新局面。但事与愿违,时局的演变,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蒋介石政府所长期施行的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现在被空前的卖国条约即中美商约所加强了。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其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严酷的现实表明,中国民族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根本没有发展前途,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是它唯一的选择。一抗战八年,富于爱国热情的民族工业家们举厂内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生产,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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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抗战时期重庆民族工业的兴衰看中国民族资本的历史命运
王学敏
《教学与研究》 1990, (
2
): 54-5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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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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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使重庆这个中等工商业城市一跃而为中国民族资本的荟萃之地。重庆的民族工业在抗战中兴旺,却又随着战争的胜利而萧条、破产。考察其升沉消长的沧桑变化,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评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中国民族资本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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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抗战时期国统区学术研讨会”记略
王学敏
《教学与研究》 1989, (
1
): 80-8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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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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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南师范大学政治系主办的“抗战时期国统区学术研讨会”,于1988年11月7日至9日在重庆召开。来自四川、新疆、北京、江西、江苏、湖北、贵州等省10余所高等院校的20多位同志参加了会议。研讨会的主题是:1.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2.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3.抗战时期国统区研究有待深入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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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几篇新文献资料(续)
王进, 王学敏
《教学与研究》 1988, (
1
): 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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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篇文献,也是选译自苏联科学院历史学博士格鲁宁等编辑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文献与资料)》一书。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指示,一些问题的提法比较明确。例如强调目前党的任务是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绝不能以削弱苏维埃和红军为代价,相反,应以尽力加强党和红军为前提。指示指出不应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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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几篇新文献资料
王进, 王学敏
《教学与研究》 1987, (
6
): 53-6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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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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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博士格鲁宁等编辑出版了一本《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文献与资料)》(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书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文献是属于首次正式公布。这些新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教学和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我们在这里选择并刊登以下两篇,供广大教学和研究者分析研究。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军事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于1933年3月发出,这时正值红军奋勇进行第四次反“围剿”。电报指出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惜重大损失让红军固守领土,应首先着眼于保存和巩固红军的有生力量。为此,可以考虑暂时的退却和隐蔽,或进行诱敌深入、分而歼之的游击战争。电报指出对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的宽容和同志式的劝导,使他能在党中央领导下主持工作。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之后,共产国际的这项指示是意味深长的。 1936年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表达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希望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急迫心情。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任务不是扩大苏区和红军,而是寻求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方针尚不正确。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思想,指出:蒋介石本人不想要统一战线并害怕统一战线,但我们必须创造这种局面,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加入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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