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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产主义和社会革命的不同审视——重新探究马克思与蒲鲁东主义的思想交锋

杨洪源

教学与研究 2021, 55 (2): 16-26.

摘要（645）

PDF （8514KB）（151）

批判与建构是马克思思想的典型特质。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原貌及其超越性，从中得到方法论意义的启示，须通过对他的批判对象的理论或思想参照系的理解。面对共产主义和社会革命这一重大时代问题，围绕共产主义的起源和基本原则、共产主义学说史的梳理考察、共产主义的可行性与实现途径、共产主义评判社会革命的标准，马克思与蒲鲁东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并在这个过程中证实和丰富了自己的观点。以此为镜鉴，在同错误思潮的论战中应当诉诸理论的深邃性和彻底性，唯此才能使理论真正掌握群众而成为社会革命的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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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8年年会”综述

杨洪源

《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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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经典与当代 ——“第十三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综述

杨洪源

《教学与研究》 2014, 48 (1): 102-112.

摘要（2266）

PDF （935KB）（1572）

2013年10月26—27日，第十三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隆重举行。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黑龙江大学、辽宁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单位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经典与当代”，专家学者们围绕以下四个专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
反思与方法论检讨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历经30余年的发展，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课程设置、学术团体、研究机构、研究领域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成就。然而，与成就相伴随，近年来我国马哲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困境，举凡研究方法陈旧、缺乏新意，研究视野趋向西化，缺乏独到见解，研究内容零散、缺乏系统，等等。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深化马哲史研究，已成为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与会学者纷纷进行反思，并着重从方法论自觉的维度提出各自观点。
1．继承已有研究成果，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新生长点。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对马哲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首先应当对先前已有的著史模式与方法进行深度检视、总结，并以此为基础找寻新的研究方向。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指出，在马哲史研究中要坚决反对主观主义的解释学和单纯强调自我建构的模式，要坚持以经典原著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提出，“要踩着先辈真实的脚印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即在“照着讲”的基础上实现“接着讲”，通过“重读马克思”实现马哲史方法论上的自觉。江苏师范大学任平教授以当代人著当代史的方式，详尽梳理和反思了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图景，并将其概述为教科书改革与原理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文本—文献学解读等八种范式。他认为这种反思能够确保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研究，为未来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原则。中国人民大学梁树发教授以当前马哲史教材编写中出现的问题，如哲学事件与哲学思想的关系、非主流思潮与马哲史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两种形式的关系等为例，强调正确理解、把握马哲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与路径的重要性。部分学者提出借鉴其他哲学史的书写模式。武汉大学何萍教授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与外史的书写及其相互关系。华中科技大学王晓升教授探讨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如何借鉴系谱学方法。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则提出借用形态学方法研究马哲史。
2．继续推进理论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对于这种“史论结合”的研究范式，与会学者深表赞同。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认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大价值与意义，但史的研究不是“为史而史”，而应在史论的互动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进而为现实服务。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指出，要在马哲史研究中倡导自我反思与批判精神，认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交织与错位，着力解决这一难题，实现二者的回归与统一。苏州大学庄友刚教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建构必须以客观的历史发展状况为基础，根据历史联系构建哲学发展的逻辑线索。历史与逻辑相统一，首先是逻辑统一于历史，理论逻辑以历史史实为根据。
3．不断强化现实意识，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理论与现实的互动。对此，与会学者达成了普遍共识。中共中央党校庞元正教授指出，文本解读与理论重组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主攻方向应是围绕实践课题与现实要求，为解决现实重大社会问题提供思想资源与理论支撑。中国人民大学段忠桥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经典文献与当代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的关系，过度的学院化和技术化并不符合马克思思想的主旨，离开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失去了其存在意义。因此，要找出马克思思想中能够直面当下现实的具有生命力的论点。中共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将马克思哲学的特点总结为五个方面，即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哲学与国家需要的关系、哲学与人民的关系、哲学与实践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要终结一切不与时代、实践、国家、人民不接触的旧哲学，由此，马哲史研究应为国家、实践和人民提供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文本、人物和思想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来说，不仅要从学科体系的整体性和方法论这一宏观视角来把握，还应注意微观视角的研究，即对重要文本、人物事件、思想主张等加以具体研究。我国的马哲史研究在宏观考察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相形之下，微观探索还很薄弱。基于这种现状，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马哲史上的一些重要文本、人物和思想，通过个案的条分缕析凸显了马哲史中马克思本人及其继承者的学术创作的原创性和深刻性，拓展了研究视野。
1．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文本解读方式的探讨。针对经典著述研究中有关语句的断章取义式理解，部分与会老一代学者以具体文本为例阐发各自观点。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与人分离的自然界也是无”的读解，提醒学界切莫把马克思所批判的观点当作马克思的思想引证。他指出，就大多数理论工作者而言，虽不是做专门文本研究，但也要静下心来，认真研读原著，以力求做到完整、准确地理解原著，不可实用主义地摘取其中个别词句，违背本义，为我所用。北京大学赵家祥教授也持相似观点，他澄清了对《哲学的贫困》中“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句话的误解，提出切莫再把黑格尔的思想当作马克思的思想引证。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与会学者还因对同一文本的解读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争论。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依据新挖掘的文献资料，还原了马克思与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争论场景，重新梳理审视了二者的观点、思路及其论证逻辑，并借此深化对包括《论犹太人问题》在内的马克思早期文本及其思想的复杂性和客观性的理解。与之相对的是，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从人类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这一主题出发，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这一思想的表述，并对聂锦芳教授的部分观点，即“不能简单用‘人类解放’概括马克思思想”提出质疑。由此，我们不难管窥两种文本解读模式，即“由文本生发思想”与“从问题出发观照文本”之间的差异，这两种解读模式在当今学界同时存在并有所争鸣。
2．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主要文本及思想的重新阐发。与会学者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论》、《人类学笔记》等文本内容展开讨论。其中，由《资本论》的解读所引发的争论尤为激烈。有的学者认为《资本论》是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应用；有的学者则认为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才最终完成；有些学者尖锐地指出学界对《资本论》的若干误读；有些学者则综合考察了《资本论》的哲学性质和哲学史意义。例如，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提出从现代哲学的历史任务，即现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去重新解读《资本论》的哲学性质及意义。北京大学王东教授重点强调马克思以《资本论》为中心的文本体系的哲学底蕴，指出《资本论》及其手稿不是过程性的创作，而是一以贯之的。
对于《1844年手稿》这一国内外曾掀起多次研究热潮的文本，与会学者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学者将它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结合起来，论证马克思早期就完成了关于人的本质思想。有的学者将《博士论文》、《1844年手稿》、《神圣家族》等文本作为一个整体序列进行研读，阐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有的学者则通过对比《1844年手稿》和《德法年鉴》时期的著作，阐明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有的学者指出《1844年手稿》难以读懂的原因在于其存在的“原始顺序版”与“逻辑编排版”两种版本，并提出结合“巴黎笔记”重新理清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试图通过重新解读《1844年手稿》及其他文本中的相关论述来阐发马克思早期的人学思想，如黑龙江大学张奎良教授就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类本质”、“人的发展的本质”、“人的共同体本质”和“人的社会联系本质”等方面，对马克思早期人的本质思想进行全新展示。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MEGA2的文献学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强调MEGA2“附属材料”卷的价值和意义，建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翻译中应充分利用“附属材料”卷的文献学成果。有学者介绍了马克思《危机笔记（1857—1858）》的编辑和研究现状。
3．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重要思想的重新阐发。
学者们还就马哲史中的一些重要思想进行了重新阐发。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教授从物质概念等方面着手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则以恩格斯晚年的两组文献分析为佐证，指出恩格斯晚年并未放弃共产主义世界观，以此来回应国外学界研究中借用恩格斯的名义否定共产主义的做法。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解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阐发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行政权思想的批判。马克思通过剖析市民社会内容和形式的二元分离，揭露黑格尔阐述的行政权是一种官僚政治，主张废除行政权力的等级制，建立防止官员滥用权力的制度。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通过重新研究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部分章节，并从经济学—哲学批判的视角，揭示出马克思与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根本分野，即黑格尔想实现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修正式改造，而马克思则想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基础，重建一个新社会。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创新，正是马克思及其继承者的不断创新才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们结合马哲史研究所进行的理论创新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既有原理的创新。
与会学者通过总结马哲史中的既往原理的研究，就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形而上学传统、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现代经济生活的理论表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同时就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批判，即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历史前提和历史界限的批判。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认为，马克思思想中由于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双重翻转而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双重理论视角，这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中实践旨趣与理论旨趣的关系问题，解决这一双重逻辑的张力应从社会反思批判和自然目的论两个领域去找寻。在上述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开辟出了“范畴批判”这一具有哲学高度的理论。中共中央党校侯才教授从如何回应形而上学传统这一近代各哲学学派的“必答题”出发，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存在着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分别开辟的扬弃形而上学和复兴形而上学两种路向，并建议学界应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及借鉴中国哲学的解释框架，以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2．部门哲学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包含具体的部门哲学。与会学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价值哲学、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等思想展开讨论。有的学者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指出它是以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为基础，以人的活动即历史和实践为对象而形成的关于价值及其意识的本质、规律，以及依据价值规律实现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有的学者重点阐释了经济哲学在马哲史中存在的四种形式，即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命题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哲学，并指明这一学术研究的意义。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其历史哲学的前景和共产主义实践两个维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进行重构。
3．借鉴综合性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离不开对国外研究前沿的综合理论的借鉴，部分与会青年学者充分借鉴了现代性批判、空间理论、交往理性等理论资源，试图激活马哲史中重要思想的当代意义。有的学者指出，解剖与批判“现代性”的实践逻辑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中心课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展开解剖和批判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等一系列著作就是明证。有的学者则认为，现代性批判作为西方近代哲学的主题，是从黑格尔一直延续到马克思《资本论》之中。有的学者结合空间理论，对唯物史观中的“空间—文化”理论作出系统阐述。还有部分学者提出要超越资本与空间生产的历史限度，实现新的社会形态。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赵剑英提出要从社会形态理论全方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突破仅仅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哲学思想的历史局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野拓展到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要求，更是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脉，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详尽的梳理与把握。中共中央党校董德刚教授从社会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现代化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一般与个别，指出要辩证综合地看待这三个角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
四、国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中国化”和“国际化”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不良状态。事实上，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逐步认识到这一点，将视野拓宽到国外，积极、全面地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现状，着力进行实质性的学术对话，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马哲史研究。一些与会学者充分借鉴国外研究的最新思想资源，对马克思与黑格尔、马克思与尼采、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等诸多研究课题进行深入探讨，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围。
吉林大学孙利天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回应西方哲学的挑战”为题，提出要用思想逻辑反驳知性逻辑的方式来回应波普尔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质疑；要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自由观驳斥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历史目的论的错误倾向；要通过对《1844年手稿》中“自然主义”的重新理解来应对海德格尔的质疑。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重点分析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指明他们的共同点所在，即都关注以市场为基础的个体自由，并用理性来作出解答。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认为，从黑格尔、谢林、费尔巴哈、马克思、赫斯、施蒂纳，一直到尼采，都强调回归“现实”、从“现实”出发的重要性，因此，剖析马克思与尼采的“现实”观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山西大学乔瑞金教授指出，借鉴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所作的变革，有助于克服当前马哲史研究中出现的“新教条主义”倾向，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总而言之，通过本次论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诸多理论问题，如历史与理论逻辑、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文献考证与文本解释等诸种关系得到了充分厘清。与会学者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系列经典文本，深入探讨了当今马哲史研究的各种范式，并提出重写马哲史的方法论自觉问题，为马哲史学科的合理建构与健康发展，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深厚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