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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化视域下儒学与现代性关联之省思*

朱光磊

《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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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治理的哲学探讨
——“第五届全国管理哲学创新论坛”综述

朱光磊

《教学与研究》 2014, 48 (12): 105-106.

摘要（1888）

PDF（pc）（407KB）（1555）

2014年10月2526日，“第五届全国管理哲学创新论坛”在苏州大学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东吴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论坛由刘敬鲁教授、李兰芬教授、周可真教授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广西大学、苏州大学等十六所国内知名高校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围绕“哲学视野下的国家治理”这一主题，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西方国家治理思想、国家治理的宏观现实问题、国家治理的微观现实问题等多个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丰硕的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国家治理的主要指导方针。与会学者的探讨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治理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治理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路线。朱书刚归纳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改革思维方法的八大特点：以“民本思维”定目标；以“实践思维”探路径；以“战略思维”谋大局；以“创新思维”增活力；以“辩证思维”解矛盾；以“系统思维”聚合力；以“底线思维”防风险；以“法治思维”求善治。毛卫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社会管理的重大创新，是完成执政使命的重要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社会管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必须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杨思基认为马克思主义对金钱、权利和责任及其相互关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认识，正确处理金钱、权利和责任的关系，个人特殊利益与劳动者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公权力和个人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搞好国家社会治理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王维国认为，党要通过制定社会治理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与法律法规实现党对社会治理的政治领导，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思潮实现党对社会治理的思想领导，通过向权力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实现党对社会治理的组织领导。黄小晏、王德侠认为，人民军队作为捍卫我国政权的武装力量，必须增强政权意识，不仅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全、捍卫国家政权的职责，而且能通过各种非战争行动，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
此外，与会学者还讨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李西杰认为，公民借助于“自我—世界的相互关联”的意向性比较，用公民交往对话中的“他者”符号，实现寻求关注、表达自我的价值诉求。颜冰、郑克岭、白祖纲认为，交往理性是遏制系统向生活世界入侵、赋予人们交往意义和重建交往秩序的重要前提；唤醒组织成员交往理性，使其从日常生活世界渗透到职业领域，恢复成员在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和身份，是实现组织多元利益相关者协商对话、提高组织活动力和创造力的现实选择。
二、中国传统国家治理和西方
国家治理思想研究
中国哲学传统中具有优良的治理思想，吸收并转化传统治理资源是现代国家治理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阐释上，周可真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追求人际公平的儒家公平型治理思想；（2）追求天人之际公平的道家公平型治理思想；（3）追求自我实现效率的法家效率型治理思想。陈少峰则结合中国传统诸家思想的智慧，提出中道自然主义的治理思想，认为中道自然主义是一种领导哲学、生活哲学、和谐理论，是具有中国特性的文化软实力，也是适合作为价值观外交的文化哲学。齐善鸿、马晓宇、张党珠认为，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需要从“诚——信——务本素位——定力归心”这一实践路径以及智慧认知体系、责任制和教育体系三个关键战略点入手，来完善国家精神治理体系。黎红雷认为，儒家的“无为而治”，即以“为政以德”为起点，以“道之以德”为过程，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领导效果。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借鉴与转化上，朱光磊认为儒家心性上的自然性善论可以在公共领域获得展开，显示乾道变化与各正性命两个面向。这两个面向在公共性上的推衍则必然达成德福一致的最终目标。岳梁认为荀子的治国思想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治理思想。孔凡青指出朱熹《家礼》是儒家“亲亲之仁—尊贤之义”的伦理原则在基层社会贯彻实施的主要制度形式，也是当今中国基层治理最具裨益的儒家制度资源。高山认为儒家宇宙论、情感和关系本体论、修身论这三个角度可以建立一种基于地方的环境伦理理论，并解决西方环境伦理的困境。彭新武则对传统的“贤人之治”保持警惕，认为“贤人之治”容易削弱组织决策的民主意识。如何既坚持由“内行”来领导，又能克服“精英”的独断与偏执，便成为现代组织运营必须面对的问题。
西方政治思想中具有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这些思想资源可以加以甄别，洋为中用，对于当今中国的国家治理也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刘敬鲁认为，对罗尔斯和桑德尔在正义与善的关系问题上对立观点的批判式融合的可能路径在于：依照理性对一个社会的现实运动规律的把握来探讨正义与善的关系，具体确定处理它们之间关系的相应原则；他试图探寻国家治理研究的第三种模式。李红霞指出，霍布斯、卢梭及黑格尔重视对自然、分散和不稳定的社会状态的防御，因而不可避免地强调个人意志对集体意志的绝对服从。李伟斌揭示了欧洲近代保守主义的国家治理观的启示，即需要借鉴我们自身传统中的治国理念，同时重视对传统的继承，保持制度、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郭世平论述了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治理观，即把社会看作无法被精确预测和控制的非线性系统，把社会和谐理解为一种动态的自组织演进过程，从而倡导一种以“调理”为核心的社会管理观。郑朝晖比较了中西方关于恶的合理性的解释视角，中国传统是以仁人－罪人模式规避违伦的内讼之心，西方传统则是以自然－契约模式说明规则的必要。
三、国家治理的宏观现实和
微观现实问题研究
国家治理需要体现公平正义，同时要培养公民的治理意识和道德意识。王海明认为，每个人不论政治贡献如何不平等，都应该完全平等地共同执掌国家最高权力从而共同决定国家政治命运。每个人又因其政治贡献的不平等而应该担任相应不平等的政治职务，从而使每个人所担任的政治职务的不平等，与自己的政治贡献的不平等的比例完全平等。徐尚昆认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其根本出发点。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依赖于一套可靠的动力机制，只有在广大公众中形成群体共享的心理契约和共同愿景，同时让他们能够深切享受到新制度给他们带来的收益，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才能得到真正的拥护与支持。彭光灿、张锐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管理的哲学基础和价值追求，其内在根据则是社会成员个体的自由、平等及其价值追求。李萍指出，社会风险能否控制取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彼此的分工合作，并提出了控制社会风险的价值原则。辛锋认为，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和运筹要点。王乐提出政府制度人本化、管理机制和行政人员道德化是“道德治理”的三条现实路径。马正立、陈辉认为，治理意识作为治理过程中最基本的精神根基，其发育成熟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着重要功能。
与会学者还对数据网络、公民道德、延迟退休等诸多现实治理问题展开全方位的深入探讨。袁闯总结了大数据方法具有三大优势：增强了人的发现能力、前瞻能力和筛选能力。原理认为网络共同体的存在激发了人们的民主意识，在网络上以相对平等的地位运用话语权，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张寿强认为建构新的话语秩序以回应网络话语多元、多样、多变的需求，需要我们以“人的反思的智慧话语生存方式”为价值标准批判和建构网络话语。蒋显荣、杨翠婷、魏芳揭示了智能城市与实时分析的必然联系，力图说明大数据构筑城市的实时分析，主导城市的治理模型，营造城市的高效、竞争、开放、透明的环境。朱辉宇认为道德是一种“隐性制度”，其社会治理机制的优化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完善国家制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要前提。李兰芬、欧文辉认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治理”转向，将通过重塑公民道德的主体身份，培育和拓展公民、社会、国家等公民道德建设多主体的协同关系，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马唯杰认为，延迟退休的劳动论争的实质是对人性尊严、生活质量、生命价值的尊重、反思和求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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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阶层分化与重组30年:过程、特征与思考

朱光磊, 陈娟

《教学与研究》 2008, (10): 19-28.

摘要（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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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层分化与重组经历了剧烈分化、持续快速分化和在分化中开始整合三个阶段。这一过程呈现出工业劳动者数量超过农业劳动者数量、与非公经济相联系的阶层发展迅速、社会全面流动态势、"两栖人"现象消亡与反复并存、阶层间经济差距拉大等特征。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随着城市化提速这一因素的强化,阶层分化仍将以较高的速度继续,但阶层整合会更突出一些,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整体上将逐步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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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形态民主: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突破口

朱光磊, 郭道久

《教学与研究》 2002, (6): 23-28.

摘要（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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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家形态民主”,是指村民自治、职代会、社团民主管理等不体现国家权力关系的各种民主形式。与“国家形态民主”相比,它具有非国家性、直接性、内生性、自治性等特点。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条件,非国家形态的民主先于国家形态的民主在中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对这一发展固然要给予高度的评价,但必须恰如其分。非国家形态民主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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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社会属性问题研究

朱光磊, 白雪洁, 张庆霄, 王耕深

《教学与研究》 1999, (4): 23-27.

摘要（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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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私营企业主是个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而逐步提高,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合作和冲突也日趋明显;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还处于形成期,即属于“鼓励发展”期,还是一个阶层,至少目前还不能成为一个新的阶级;私营企业主同劳动各阶层一样,在政治上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经济上,我们要支持“有利可图”,限制“唯利是图”,对丑恶的剥削现象,不但要从道德上加以谴责,而且要诉诸法律;各级政府对私营经济的肯定态度、优惠政策和鼓励政策,加速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以期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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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研究

朱光磊

《教学与研究》 1998, (5): 12-17.

摘要（1354）

PDF（pc）（934KB）（1643）

本文认为: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是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生活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阶层分化的历史前提是“准身份现象”和社会正常流动的无渠道状态;阶层分化的历史契机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中国社会分化过程中有四种基本阶层类型,即基本阶层(工人和农民)、新兴阶层(乡镇企业职工和企业家阶层)、复新阶层(个体劳动者和失业者阶层)、边缘阶层(军人、大学生、乡村知识分子、乡村干部等);阶层分化的主要特征是两栖人的出现,各阶层的“社会地位的非一贯性”问题过早出现,因社会分化的急速发展而使“学历因素”的实际地位飘忽不定,阶层间的政治差距缩小、经济差距加大;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进步意义在于推动了我国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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