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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常态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首都经济学家论坛第十三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张崇阳1, 刘蔚然2

《教学与研究》 2015, 49 (8): 110-112.

摘要（1990）

PDF（pc）（2282KB）（1436）

2015年4月11日至12日，以“新常态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为主题的“首都经济学家论坛第十三次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首都经济学家论坛主办，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2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众多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首都经济学家论坛主席白暴力教授做了“马克思宏观经济数理模型的系统构建”的主题报告。他认为市场经济是需求约束型经济，社会总需求决定着社会经济运行，而核心是消费需求，因此要首先从劳动者工资收入出发建立社会总消费需求模型。同时，他基于消费与投资的内在规律进一步构建社会投资需求模型、社会总需求模型和价格总水平上涨模型，阐述了消费需求对投资需求的传递效应以及投资需求的倍加效应，以此来分析国民收入决定、经济周期、经济增长与物价总水平问题。他指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础上，系统构建宏观经济数理模型能有效地指导我国的经济运行，为我国解决现实问题以及保障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建立科学的理论基础。
在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研究了新常态下的价值导向问题。针对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发展方式、结构以及增长驱动力呈现出的深刻变化，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倡导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价值导向。他认为，新常态下正确的价值导向主要涉及经济、自然和社会三个领域，包括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导向、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导向和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导向。他强调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才能有效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才能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社会建设，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中共中央党校王天义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新阶段、新常态、新任务”，消费拉动力不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改革成果无法共享、矛盾不断积累的格局是新阶段遇到的现实问题。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化是以后的新常态，国家面临着换挡操作的新任务。因此，我们要把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化到追求经济质量上来。通过鼓励全民创新、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升级等措施，解决好我国的老龄化、城镇化、党风政风转变和国民素质提高等一系列难题，让30多年的积累成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撑，让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拉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钱津研究员就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作了大会发言。他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现状并不理想，既缺少创新理论的努力，又看不透现实经济形势。他号召经济学家必须担负起经济理论研究的责任，必须明确改革的实质是理论改革，要在新常态条件下创新经济理论，包括明确区分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对虚拟经济理论做出开拓性探讨、研究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以及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等问题。
二、加强中国经济理论建设，
推动经济理论创新
中央民族大学刘永佶教授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并在国度特殊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命题。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现实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具有明确的国度性。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则是由美国资产阶级主导的，而苏联教科书又是“苏联模式”的理论表述。我国长期照抄照搬美国、苏联的经济学说，忽视了国度性以及我们自身的主体性，从而造成了经济学理论严重滞后于经济矛盾运动的残酷现实。中国劳动者的总体利益、中国现实经济矛盾迫切要求形成和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河南大学许兴亚教授着重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若干重要范畴。他首先梳理了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并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思考：马克思何时开始接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资本论》的书名及其副标题是什么，马克思何时开始分析资本和剩余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效率”、“制度”、“所有制”和“产权”等概念的确切含义。许教授强调阅读经典文本、回归理论本源的重要性，值得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深思。
中国政法大学邰丽华教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迈克尔?瘙簚A?瘙簚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思想进行了评析。她梳理了莱博维奇关于《资本论》存在着理论与概念的片面性，以及产生这些片面性的根源，她针对莱博维奇提出建立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用需要的首要性理论取代生产力决定论，进而“超越”《资本论》的主张，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给予评析。邰丽华教授认为，莱博维奇坚持以整体性原则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尝试值得肯定，他强调工人与资本家之间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有助于澄清历史上与现今社会背景下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歪曲与误读。但是，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的主张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如他泛化剥削概念，导致马克思未来社会的理想缺少逻辑与现实的可行性，他用需要首要性理论代替生产力决定论，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传统等。
河南大学张昆仑教授对货币职能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他认为货币职能应该表达为：价格尺度、流通媒介、贮财手段和延付手段。从严格意义上说，世界货币属于货币类型，不属于货币的一种职能。
三、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河海大学杜栋教授结合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现状，就如何制定本地区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完善相应的工作机制和评价制度作了报告。他指出，新型城镇化是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区域综合发展战略规划，科学的规划评价是引导、调控和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他详细介绍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评价理论体系，即在规划实施前首先要有合理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在规划实施中通过对建设过程有效监控，最终达到理想的建设结果，从而形成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机理吻合的规划评价体系。他强调指出基于“规划评价”机制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不仅有助于规划运作体系的完善，而且有助于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顺利有序推进。
河南大学李恒教授则就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指出，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系统化程度低，资源在产业间还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和配置。同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缺乏根本性的制度保障，土地流转还未能助力农业生产经营脱离传统模式。在此基础上，他从两个角度对我国土地流转困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是我国农村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无法调节劳动力和土地的平衡。其次是农民在体制外就业，劳动市场的二元分割导致就业波动由体制外调节。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由家庭经营转变为企业经营，并且可采取家庭农场、贸工农一体化和大型农业企业的形式促进农业发展。
吴群研究员认为，发展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是解决现代农业发展问题的重要手段。她指出我国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存在法律定位不准确、市场主体定位不清晰、产权交易流程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当下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和发展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村产权交易发展模式。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是公益性服务机构，实现管理体制创新。同时，依托区域综合产权交易市场推动规范化发展，实现运行机制创新。她强调，政策支持与市场化、社会参与相结合是农村产权交易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实现途径。
四、完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人民大学张旭教授认为，所有制问题是全部经济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其实质是所有制领域的深度博弈，我国当前的很多理论和现实问题都可以从所有制结构角度进行解释。同时，他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也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就是处理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对立，能否在股份制中得到真正解决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绝不是“一股就灵”。另外，在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实现的关系上，张旭教授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要科学认识混合所有制在实施中可能出现的损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可能性和危害，通过有效的规制措施使混合所有制经济真正地服务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崔朝栋教授批判了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对立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精髓和实质就是按劳动要素分配，不能用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分配两个范畴，把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与私有制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严格区别开来，它们都属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或按劳动要素分配收入。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或按劳动要素分配的主体地位是就整个社会而言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要代表全民利益，必须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中贯彻按劳分配或按劳动要素分配原则，让劳动所得占据主体地位，让按劳分配或按劳动要素分配收入高于按非劳动生产要素分配的收入。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分配不公、分配秩序混乱、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等问题，周红利副教授指出，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但是收入分配不公威胁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经济持续增长的产权结构和社会结构，因此，我们不得不进行巨大的经济利益调整。
五、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
云南大学周文教授针对新常态下我国居民消费模式和商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对意向经济进行了探究。他指出，意向经济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由于当今媒介革命带来的信息爆炸性扩张，大量的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稀释了有限的社会注意力资源，造成消费者无法得到精准、有效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他主张用“意向经济”取代“注意力经济”，围绕消费者意向实现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这不仅可以促进消费者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型，而且还有利于消费者共享信息、商品和服务，增进不同社会阶层良性互动。
河南大学郭兴方教授就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房价问题，利用Tiebout模型分析了地方财政支出对房价的影响。他基于上海市17个区县的数据发现，财政支出对房价的推升作用存在显著的滞后性。从财政支出的正向影响作用上看，市区明显高于郊区。但是，从财政支出影响的长期性来看，郊区则明显强于市区。他指出，无论是市区还是郊区，房价的上涨都具有明显的惯性，而且市区房价的上涨趋势明显高于郊区。他认为，整个上海市房价特别是市区房价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上涨态势。为此，他建议上海市区利用其有限的土地资源大力开展廉租房建设，减缓部分刚性需求导致的房价上涨压力。与此同时，郊区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要搞好卫星城建设，加快市区人口向郊区的分流，以此来缓解总量需求对市区房价的上涨压力。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热点话题进行了研讨。周文教授认为，尽管中国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过程中，面临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殖民主义有本质区别。这一战略布局促进了全球化的分工协作，不仅有利于解决全球的霸权治理结构，而且有助于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北京中医药大学万宗凤教授指出，我国目前还缺乏统领全球化的能力和经验，尽管“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在推进过程中成效显著，但是未来中国对亚投行的控制力和话语权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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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中国
的和平发展与对外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蔚然

《教学与研究》 2012, 46 (12): 83-86.

摘要（1762）

2012年11月10日，“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对外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东莞召开。会议由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和暨南大学主办，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华侨华人研究院承办。全国60多所高校的国际政治教学与研究单位100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大家围绕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对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一此次会议特邀国防大学杨毅教授作了题为“创新战略思维，应对国际挑战”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当代中国的国际角色正在发生新一轮重大变化：首先，从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世界需要重新定义中国；其次，从国际体系中的配角走向主角，由于自身综合国力的增长导致国际影响力的增长；再次，从单项大国到综合性大国，目前我们不仅是经济大国、人口大国，而且我们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力量也在不断上升。杨毅教授指出，由于当代中国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崛起受到制约。当代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总体改善，这是我们战略机遇期之所以还存在的根据。美国是当代中国整体安全环境的主要变量。周边安全环境多元性与复杂性并存，美国担心我们强大后强夺主导权，周边国家担心我们强大后欺负它们，这两股力量已经形成一股合力，这是我们周边安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以新的战略思维，运用综合战略资源来应对国际挑战。首先，创新战略思维，改善外部环境。强化四种意识：即“独立自主意识”、“国际关系准则意识”、“国家利益意识”、“刚柔并济意识”，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新的形势，挑战很多，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坚持“预防为主”、“前期介入”、“反向制衡”三项原则，争取战略主动。其次，坚持“实力加合作”的总体安全思路。当今国际社会还没有摆脱丛林理论，中国要和平发展，要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军事实力发展要低调加速、适度展示、谨慎使用。再次，统筹兼顾，重点经略周边安全环境。搞好周边的思路是搞好四个方向的平衡统筹发展：固北、稳西、安东、拓南。北部方向就是要搞好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保在北部方向没有大的安全压力；西部安全环境很复杂，上海合作组织作为缓冲带，我们首先要稳定住，搞好建设；东部是我们的主要战略对手对我们进攻、防守、封锁的地方，东部有许多安全热点问题，需要安定住，克服美国、日本的挤压而走出去；海洋是重要的战略通道，南海我们要拓展，手法要稳妥，经济做先行、军事做后盾、外交做周旋，战实地、获实利。总的来讲，我们的四个方向要平衡，达到稳定发展。而我们周边战略思维应该发生一个根本变化，过去考虑地缘政治主要考虑如何防止外敌入侵，边界省份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前沿阵地，现在边界地区是拓展国家利益的辐射带，是向外合作的前沿。第四，刚柔并济地处理重大安全议题。在处理重大安全议题上做到：维护核心利益，坚决斗争不退让；拓展重大利益，合作中谋长远；争取一般利益，灵活动作，不激化矛盾。主动塑造新的姿态，从“不惹事”、“别出事”到“做事谋事”。第五，运筹好与周边大国的双边互动，谋求主动态势。在经营重大双边关系的互动中，贯彻稳住美国、拉住俄罗斯、和睦东盟、恩威日本、争取印度、稳定半岛的原则。摆脱美国的战略围困，塑造周边安全地缘战略形势的有利态势。杨毅教授的主题演讲得到了与会学者的积极回应和热烈讨论。二在此次会议上，专家学者们分别围绕“中国崛起与中国和平发展”、“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与对外关系”、“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四个主要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一）关于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问题对于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问题，学者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如何定位以及如何对待与美国的关系等方面。首先，中国如何定位。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准超级大国，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更有信心了。超级大国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力量的概念而存在，现在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位，军事上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政治、文化方面有些欠缺；超级大国是政治文化和经济军事力量之和，中国目前硬实力够，但软实力不够；中国目前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苏联强大了必称霸的老路。有学者认为，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崛起，很重要的是内部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现在没有外部力量能够压垮，而能够阻挡中国可持续和平崛起的是战争，所以在战争问题上要谨慎。也有学者认为，和平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唯一道路，这与发展国防现代化不矛盾，中国要以军事力量作后盾，以经济手段先行，以外交手段配合。其次，如何看待美国。美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事关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有观点认为，美国处于长周期的衰退期，2030年中国GDP就可以赶上美国；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正在崛起，但美国并没有衰退；也有人认为，虽然中国GDP在10年、20年之后超过美国，但中国GDP的质量与美国、日本比还是差很多，中国基本上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西方的高技术产业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的人均GDP也还排在世界的90位左右，还是相当落后的。总体上，大家认为，中美之间应尽可能实现建立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最后，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中国在软实力建构方面，要注意主观努力与客观效果的差距，信息时代信息量爆炸，关键是要使人们注意到你的信息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处于成长的烦恼、孤独的崛起阶段，中国和平崛起时期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即处理和平发展与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关系，和平发展与少数极端民族主义的关系，中国如何定位与美国的关系，等等。（二）关于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与对外关系问题概括起来，围绕该议题，主要讨论了以下几方面内容：1．关于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观点，即以外交周期30年作为一个衡量角度，认为中国到2039年的时候，有可能发生一场大的战争。有学者提出质问：霸权国与崛起国必有一战的论述，把GDP作为唯一依据是否合适？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作这样的判断，中国势必要改变防御性的安全战略，但目前并没有这样一种迹象。还有学者认为，用两个周期作为预测基础是否太少了？还有学者认为：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变动，不是一个外交周期的问题，而是一个外交环境变动的问题。大家期待这一观点能作进一步的论述。也有学者对此观点给予了应和，认为也有可能到2039年，中国可能实现了对美国地位的和平替代。2．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有学者提出如何概括中国的对外政策的问题，认为用和平发展完全概括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安全合作，作为一种更具体层面的概括，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的外交思维。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地位，和平共处这样一个原则是非常抽象的，也是一个最低层次的政策宣示，他认为还应该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表达。安全合作是一个更高的层次，更能体现中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基本导向。3．关于中美关系问题。有学者通过解读美国重返亚太或者说重新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分析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影响。认为美国并没有把中国看作敌人，而是把中国看作对手，因此是一个战胜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消灭的问题。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尽量延缓中国的崛起而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战略路径选择是造势和造事。在很多事端上给中国制造很多的麻烦，造成一种不利的态势，这是一种间接战争的思路。美国会把军事作为最后的手段，主要还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国造成牵绊。大多数学者对中美关系的前景都持相似观点。有学者就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在经贸领域，虽然美国在全球战略上是处于收缩态势，但是在亚太战略上却是处于扩张态势，中美还是一种竞争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安全问题处理的关键还是在于将国内问题处理好，这是解决中国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有学者提出，我们很多安全判断的假设，是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持续稳定平稳发展，但我们是否还要关注其他方面的可能性，当内政出现问题时，我们是否也要考虑准备应对另外一种可能出现的安全格局。还认为，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竞争性合作将会是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的现实。4.关于中俄关系问题。有学者提出中俄关系存在一种错位，在俄格战争爆发，俄罗斯特别期待中国给予安全上的应和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及时地给予支持，而当现在中国周边海洋争端有求于俄罗斯时，俄也表示了冷漠。尽管气氛不好，但中俄的战略关系是值得重视的。美俄都在重返亚太，或者说是在重新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而对中国来说，有一个定位问题，究竟是把哪个方向作为自己安全战略的重点。往东发展，就意味着中国在安全上会与很多国家发生矛盾，而历史上，我们在多次与日本的角逐中并没有占上风，所以往西可能对我们是一种更有利的选择。在整体战略布局上，我们可能最终是往东的，但先西可能更稳妥些。（三）关于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此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会议设置了“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议题。目前，中国的海外华人华侨估计有5 000万人，还有3 000万归国华侨侨眷，这是一个庞大的资源，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如何利用这个资源和平台来对中国和平崛起做出贡献，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有学者认为，首先，华侨华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当中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可以推广中国文化、传承中国文化和创新中国文化。其次，华侨华人在中国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中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第三，华侨华人在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塑造中国形象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四，华侨华人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资金引入、中国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乃至政治发展中也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与华侨华人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涉及中国的海外利益问题。有学者从排华与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角度进行探讨，从19世纪的排华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发生了对华人的排挤，或者说对华人经济安全、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的冲击。怎么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如何解决海外华人的困境，学者们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可以建立机制化、系统化、常态化的应对机制。目前各国都有大量海外侨民，比如美国、日本、印度等都有自己保护侨民的机制或者政策，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政策办法，为我们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参考。（四）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问题这个议题的讨论，是由国务院学位办下发的文件《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对一级学科简介和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的通知》引发的。按照文件对学科的设置，目前政治学下设8个方向，即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与中共党史、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公共事务治理、政府与政策。学科“危机”自然就从这里谈起。因为有很多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但是国际关系学科不列在其中，大家就感到这对学科和学科建设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另一种认为这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总体来说，与会学者有一个基本共识，认为这确实对国际关系学科是一个重大挑战。对此，大家从学科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分析原因：从学科内部来说，大家反思学科本身存在的问题，比如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名称问题，学科基本的学术史、方法论建设问题，教材建设问题，等等。另外，这个危机是从外部而来，教育部的学科设置，本科是国际政治，硕士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这种设置也容易造成混乱。这次的意见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冲击。对于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有两方面的意见。一方面是从内容上讲的，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固守阵地。就是坚持原本的设置，在此基础上完善学科建设，组织编写教材，总结学科的学术史、思想史，等等。二是扩大阵地。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学科都会遇到不同的危机，有人提出可以进行学科融合，将一些相关学科纳入进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增加社会影响，扩大话语权等。三是另立门户。有人提出可以转危为机，将学科独立。另一方面是从形式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认为研究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组织专家学者专门讨论学科的界定，达成共识，制定比较好的应对措施。三在此次会议结束之际，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进行了总结。这次年会具有预见性、创新性和广泛性。大家讨论发言都努力用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思维和新的方法探讨我们所面临的重大的国际问题，体现了创新精神，创新是这次年会的基调。这次研讨会是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际进行的，我们根据中共十八大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精神，进行了学习和研讨，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阐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如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如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困，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如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次研讨会与胡锦涛的中共十八大报告精神是一致的，是对中共十八大报告最迅速、最积极的领会。倪世雄教授最后指出，我们必须看到，现在正处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发展时期，我们正面临着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的重要历史时期；多极化、全球化并行发展，发展的共同性和文明的多样性相伴而生；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竞争冲突但是又开放包容的世界，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精神；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稳中有变、变中有乱、乱中有治，我们要坚定地保持稳、欢迎变、不怕乱、加强治，积极努力加强全球治理；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共十八大以后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管控时代，只要管控好，中美关系就会继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中国完全可以与其他国家共存、发展，避免冲突和对抗，还可以打破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大国必然冲突对抗的历史宿命论，构建一种新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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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亚合作论坛2008:中国改革开放和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蔚然

《教学与研究》 2009, (1): 93-96.

摘要（1050）

PDF（pc）（493KB）（1639）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东亚及世界的发展都发挥着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一道面临着国际政治经济变革的巨大挑战与历史性机遇,探索有利的合作机制,实现共同发展是大家共有的愿望。2008年11月29—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中华日本学会、韩国国际交流财团、韩国庆熙大学协办的本届东亚合作论坛即以“中国改革开放和东亚”为主题,邀请了六十多位来自中、日、韩等国的政府官员和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与东亚合作”、“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变革中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与东亚”等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交流,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和建设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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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部社政司2003年年度工作会议”综述

刘蔚然

《教学与研究》 2003, (3): 79-80.

摘要（1010）

PDF（pc）（946KB）（1491）

2月25-26日,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在北京召开了2003年年度工作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负责同志共60多人参加了会议,研究部署了社政司2003年工作重点。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袁贵仁同志首先总结了去年工作的主要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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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学科发展研讨会综述

刘蔚然

《教学与研究》 2001, (7): 79-79.

摘要（1067）

PDF（pc）（184KB）（1676）

2001年4月16-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在重庆联合举办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学科发展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两课”教师学位培训十五个基地为主,并热忱邀请全国其他有关教学单位以及专家学者共计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首先,教育部社政司思想理论教育处徐维凡处长介绍了社政司在”两课“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和下一步工作计划。他说,“两课”建设要抓好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改革、师资队伍建设、“两课”学科建设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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